网络发展与控制型政府的边缘化

网络发展与控制型政府的边缘化

綦彦臣

一个控制型社会，其政府必然是控制型的。控制型的政府很难根本改
变它试图知道一切、影响一切的习惯，尽管有时会选择技术性的改
善。至于何时改变此种顽固的状况，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其
一，针对控制型政府及控制型社会体制的传统革命，通俗讲是它们被
内乱型的冲突所颠覆；其二，是公民社会高度发达，大规模的民主失
去意义，代之实现了“没有政府的治理”那种社会状态，通俗地讲是
控制型政府自愿被异化为保守作为的状态。

前一种太恐怖，后一种太理想。介于它之间，还有一种不确定状态，
那就是：控制型政府在实施控制意图时屡屡失败，并且这些失败被一
种具有“多数人暴政”倾向的力量所夸大；这种夸大的结果，通俗地
讲，是“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机制）被高度妖魔化，相对应，长此以
往也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没有政府的治理”那种恶劣境地。一般
情况下，学者们称此为拉美化。

简言之，中间型的不确实状态就是政府被网络边缘化。政府被网络边
缘化，首先不是底层精英引导“多数人暴政”的结果，恰恰相反，它
首先是控制型政府对网络实行“全能控制”失败引起的后果，因为控
制型政府不可能与网络为友、与公共群体为友，它的本质性思维是对
网络与公共群体持道德怀疑态度。并且，这种怀疑态度也是控制型政
府面临全球化与网络化高度结合状态下的“自我困局”。在公共界面
上，控制型政府回无可奈何地钝化自己的敌意并把它伪装成与公共群
体的“和解”。

厦门政府试图实行全面的网络实名制，重庆也有这种冲动，结果迫于
网络舆论，他们暂缓了办法的实行。但是，这种无可奈何的“自我钝
化”绝对不意味着他们做出了真正妥协，更不用说主动“异化”了。
山西黑窑事件之后，其省长于幼军电话询问十几位异省官员，问他们
“看了网上反应没有？”回答一律是：没有看，没人重视网络。这从
一个侧面上说明，政府对网络本身不感兴趣，对网络所提供的政治功
能极为陌生。如此，全球化与网络化高度结合之下的“自我困局”，
就变成了政府自卑型的傲慢。通常情况下，傲慢被认为是一种资格的
外向显露，但是，就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论，傲慢更多的是自卑导致
的。

自卑型的傲慢尤其不利于控制型政府与社会沟通界面的确立与稳固，
因为：（1）它导致了制度安排的惰性，通俗地说政府及广义的政权
设置体系很少有废除落后乃至反动政策与法条的积极性。比如劳教政
策与反言自由的刑法法条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就是典例。（2）
它导致了公共型新技术在组织系统（政府及广义政权设置体系只为其
中的部分）中的大量效率漏损，网络技术也不可避免地被“明智的利
用”。比如政府网络只限于报表的传递及汇总，或者是异地会议（通
讯），但是外界人士无法与政府交流，无法到政府网站发表评论，特
别是有针对性地评论。

由于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迫使公民个体选择效率更高的事务处理方
式，网络也就成为可供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公民生活的对面，一
个组织体系完善但效率低下的控制型政府体系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的，并作为影响公民事务处理效率的一个重大因素存在。如此，官僚
主义的低效率与自卑型的傲慢，必然成为政府被网络力量妖魔化的数
以万计的切入口。

控制型政府被网络边缘化，将极大地导致了政府与社会的实质分裂。
去“恶政”之无主动性，又陷入被妖魔化的泥沼，最温和地说，也是
一个社会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征兆。即便有一些有道德感召力的政
治家愿意在政府组织体系内来改变这个状况，但是，把政府改造成真
正公共品（而不是就业基地）的政治风险畸高，这种风险足以压制他
们的道德冲动。

（2007年8月1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