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冒滥宪政的经济后果——中国经济乱象每周点评（之14）

“县政”冒滥宪政的经济后果

中国经济乱象每周点评（之14）

綦彦臣

中国古代政治极其重视“县政”，或云为“郡县治，天下安”，或云
为“吏不下县”（不在乡村两级设立政权分支）；其相反的调门则
说：

１、“灭门的知县”，足见“县政”威权之赫然；
２、“县官不如现管”，威权赫赫的“县政”也难免遭遇解构。

从政治角度论，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即变成宪政之国，必以改造“县
政”为起点。实行县级直选、压制县级党权（即取消“书记专政”）
固然为整个改造的切入点，但是解决历史上的经济遗留问题，也是无
法绕开的选项。

前天（1月18日）晚上，有一位在铸造行业干得不错的少年时代“小
朋友”，请我去会晤一位位支书兼村委会主任的人。因我手头上正在
为沧州地区的部分县市农行下岗职工（378人）做一个系统的维权文
案（主体文件10,000字，附件17份，87张），时间很紧，我跟对方
说：我愿为朋友们做些事情，但是我有我的愿则──喝酒不谈正事，
喝茶不谈闲事。

村官（还有会计）明白我的意思，叫齐简单的菜品后，每人一瓶啤
酒，进入闲侃状况。

他们说：在1960年代末期，村里的上千亩土地被县上一句话划给了县
林业局，办成苗圃场；到1982年泊头成市，他们村从南皮转归泊头。
这样等于外县机构建在“我们县（市）”的土地上了；到2007初，村
里改选后，他当上“双天官”，决心拿回土地权益，开始了民事诉讼
活动；2008年初，法院二审的结果是“无胜败”──这样的案子归行
政调节，调节不成再走行政诉讼程序。

法院的判词绝无问题。但是，也等于掉进了一个“县政”圈套，或者
说“蹿达半天又回到了出发点”。为什么呢？原来早在1995年，泊头
土地行政部门就过问过一次，但是那个由南皮划进来的村子终究是
“拾来的孩子”──管着不踏实。再加上南皮那边有一位副县长极力
为本县林业局“维权”，找到沧州国土行政部门，结果“事情就撂下
了”。由于这一撂，他才忿而诉讼……。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不打官司的方式，把土地拿回来。当然，
他不想全部拿回，更不是把苗圃场轰走，而是索回劳圃场闲置的那部
分荒地（约300亩的样子），再就是苗圃场要给村里一部分钱，作为
用地补偿。

很现实，很理性。至少我这么认为。我答应抽空，比方说忙完农行下
岗职工的维权文案，就立刻看他拥有的所有资料，而后给作一个文案
──递交国土部，分发媒体记者。

村官也很老道即有心计，他在与我谈话这前许给我的“小朋友”一片
地──你可来我们村收回的土地上投资办厂，地价肯定比开发区的价
位低。这也成了“小朋友”一定要把我这“大名人”搬出场的最重要
原因。其实，就官场规则来论，他完全可先搬他大爷（与其父为一爷
之孙）的北京那位政治局常委，象征性地问一下。当然，这样的官场
规则更多的是老百姓附会出来的，正象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过度诠
释”一样。

一个政治局常委不可能过问一个村的土地纠纷案，且不论“小朋友”
能否把信息传到他大爷那里，仅看民选县（宪）政的缺位，就发现：
这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太难解决了。以理论模型来论，有三个途
径：

其一，国家发生出现“苏东坡”，全国性重新公平、权益清算出现。

其二，材料递到各处（官方、媒体），引起北京的某个“青天大老
爷”注意，衍生出慈禧明断“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效果。

其三，村民们组成维权队伍，坚持不懈地搞“门前政治”。

对于第一种途径，村官与我都没明说，尤其是我的政治身分敏感，又
不明白对方的态度，不能“诱导”他。不过，他还是说了一堆羡慕西
方选举制度的好话。看来，他尝到了选举的好处。

也正是选举上来的，他才想为村民们干点事儿，向政府（国家）方面
有限度地索取收益成了他的“软手腕”之一。

“软手腕”碰了“软钉子”，亦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二种途径，是我们可能“合作”的交集，我们之间能否谈成端在于
我是否开出一个比律师低得“多得多”的收费，比方说，象征性地给
千儿八百块钱乃至于给点土特产，就写出材料。我的“小朋友”很兴
奋，他正为两个租用、一个合作的场地狭小而烦恼（顾问费也一年没
给我了），想进入那片“飞地”。他要拿钱“帮办”，我则劝他谨
慎，因为土地权益问题已经政治化。

看好的一方面也有，比方说一些知名学者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要求
将土地私有化或叫“还地于农”。不过，这样的说法，我早在14年前
就讲过，不但没见什么效果，反而看到了江泽民时代对国家权力的深
度痴迷──疯狂地在农村收费。（敛财）。比如为从农民那里敲诈到
“计生罚款”，已经“下县”的“吏治”，赫然写出大标语“上吊不
夺绳，喝药不夺瓶”，以及“宁添坟头，不添人头”。

如果在民主国家，仅凭这两条标语，完全就可以把我们“伟大的”第
三代“领导集体”统统送进监狱，可是中国不是那样的国家。

没良好的“县政”，又谈什么宪政吗？

话题稍远，不再细论。而目前呢，农民的利益又开始从另一个方面受
到侵害；压住飞涨的食品价格，就意味着把城市消费的大量成本通过
人为压制粮油价格，转嫁给了农民。

对于第三个选项，我仍不表态。并且，在替378名农行下岗职工作文
案及此前两次讲课（1月5日及13日，沧州惠园宾馆），我都声明：我
只限于把你们的材料搞完，寄（交）给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而不参与
你们的集体上访。我无权阻止你们去总行（堵门），但绝不鼓励这样
做。面前的村官比我还“精明”，他说：村民闹一下子，不是不行；
怕是人太多了，情绪控制不住，砸了东西、伤了人。

此前，他们村的村民已经与附近工厂发生过大规模肢体冲突，把对方
“打住了院”。

预防可能的打规模暴力行为，不失为理智。在另一端，我更明白：把
地权还给农民，或许是避大规模社会暴力的有效途径。

真有些惊怵乃至厌烦，一个经济学家的脑子里为什么总会出“暴力幻
觉”呢？

（2008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