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吞噬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乱象每周点评（之6）

谁在吞噬中国的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乱象每周点评（之6）

綦彦臣

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它不象“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那类的日常术语好理解，但是它却是一个经济体也即一个
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来说，它指一个国家在人口
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速度放慢的情况，劳动力供给增大、储蓄和投
资增长、人力投资增长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导致了对经济增长有利
的时期出现。

有利的状况称为“人口红利”，那样的时期叫“人口红利期”或叫
“人口机会窗口”。

依据世界银行对日本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测算，人口红利期约为40
年。推论之，中国的这一机会是从1978年到2018年。但是，世界银行
的《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却声称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左右消
失。换言之，中国至少要比日本与新加坡两国少经历五年的人口红利
期。

人口红利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而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
势，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在这个倾向下，妇女就业机会愈加小化。为
了谋求相应收入，“高龄妇女”即40岁以上妇女卖淫就成了中国社会
的一大奇观。

放下道德评价不说，只从就业机会方面来看，妇女卖淫的最佳年龄段
（在中国）是18岁至28岁之间。这十年，是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口红
利期”。但是，由于就业竞争极端激烈，特别是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
“盲目扩招──毕业失业”的习惯，不仅高校学生择业困难，并且大
大压缩低教育水平妇女的就业空间。

高校女生在校卖淫，积累毕业后的失业后备金及创业资本，也已经成
为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又一大“硕果”。与这个“硕果”相对应，卖淫
行业的交易价格暴跌，严重地压缩了“高龄妇女”卖淫收入的空间，
已经由原来100元（次）跌到30元（次）的水平。据《厦门网》11月9
日的报道说：

　　“一名中年妇女姜某，以30元（次）的价格与23岁的嫖客肖某完
　　成交易后，肖要求增加一次‘服务’，姜某提价到（两次合计）
　　80元，结果被肖某杀死在租住房间内。在此事件十个月余前，在
　　福建的另一个城市永安，曾发生过一位43岁卖淫妇女张某被嫖客
　　殴死案：嫖客邢某包宿张某，夜资200元，在一次性行为后邢某
　　提出‘再做’，张某拒绝，遂至命案发生。”

仍是放下道德评价不论，按全国平均的“包夜价格”（以18至28岁女
性为交易标的），大体为700、500、300不等。永安案件所标200元
（夜），价格偏低。之所以价格偏低，才导致了张某“夜而不包”
──拒绝满足嫖客多次性要求的情况。

以上两大命案揭示了大陆妇女就业空间极度被压缩的状况，这种压力
也传导给了合理但不合法的卖淫市场。一些中小城市就出现了“老小
姐现象”──40岁以上妇女卖淫风行，交易价格绝对低于50元
（次），维持30元（次）已属不易。

分别发生在福建境内厦门与永安的两大命案，被害的两位40岁以上妇
女，其经济收入的投资方向，有着惊人的一致：都为下一代的教育开
支而为。

永安案公开报道说：据警方介绍，遇害的卖淫女的收入，主要是为了
供给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并且，他丈
夫也知道她在以卖淫的方式为孩子们挣学费，只是丈夫自己身为“苦
力”（搬运工），勉强糊口，而不想干预妻子。在卖淫活动中，张某
十分“敬业”，没任何尊严，同行说她“非常主动，不挑客人”。结
果，只是为了一次“尊严”，或许就是抬高交易价格，才致丧命。

厦门案的公开报道说，姜某的丈夫试图阻止她从事卖淫活动，但最终
还是认可了，因为他要“将她赚的钱命给大儿子交（大学）学费”，
他“他大儿子的学费都由他老婆支付”。

就动机而言，张、姜二位的投资行为都符合世行人口红利指标中的
“人力投资增加”一项。只不过，这样的投资构成确实极大地损害的
妇女权益。仍按世行的指标而论，它说一个国家获取人口红利是经济
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那么，
是否应该估算一下，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收入有多少是靠牺牲妇女权
益而积累的呢？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人权问题！

中国出现“高龄妇女”卖淫问题已经远超出了女权分析领域，更是信
贷人权的极度匮乏的表征。因为，按尤努斯的小额信贷促进人权改善
的实践模式来看，象以上两个案例中妇女姜某与张某二人，完全有资
格获得信贷支持。首先，她们的投入产出模式有着合理预期，即孩子
上学的远期收益能够归还设定的长期贷款，如一笔低息的、五到十年
的专项贷款。其次，假定她们能取得相应的贷款，以她们走出农村、
在城市生存的能力而论，她们足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比方说经营小
餐馆或组织小规模家政（清洁卫生）公司。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政
府与政治双重失效了。没有哪个机构为她们这样的外来者提供信贷资
金，也没有哪个所谓的维权组织注意到她们这个地位卑微阶层的生存
状况。

与信贷人权的极度匮乏相对应，中国农村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剩余大多
为国家银体系与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所吸收。后者表面上是一个合
作经济组织，但本质上是国家银行体系的复制品，也即信贷供给依靠
“腐败──货币与权力交换”的机制进行流动。对于本文所指的张、
姜二位妇女，它们不可能提供信贷支持。不惟如此，按信用等级评定
的农村“信用村”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权力背景因素。依据这个潜规
则反推，张、姜二位妇女户籍所在的村庄肯定不是农村信用合作系统
的“信用村”。

信贷人权的匮乏也与国家金融管制的非伦理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发生
在2003年的孙大午集资案本质上就是“管制害人”的著名案例。因这
个案例超出了本文论述范围，故不再涉及。简言之，中国农村社会的
信贷人权缺乏是导致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极度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年妇女卖淫、供给孩子上大学只不过是中国血汗资本主义的一个小
小局部而已，大量的粗俗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疯狂的“单方教育”，向
员工灌输“牺牲精神”，以绝低的工资水平盘剥劳动者。在这场不见
收尾血汗资本主义大盘剥中，美国西点军校的“没有任何借口”被转
成商业律令，中国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同样从政治领域转到经济领
域。

中国约有70%以上的私人企业，特别是分布在城郊与农村的中小企
业，不向就业工人提供任何劳动保护。比如说，一个农村铸造工每天
可挣到100元的计件工资，但是他要是烫伤了脚，厂主不但不向他提
供治疗期间的任何工资，而且不会负担任何一分医药费用。粗俗的血
汗资本主义是导致社会普遍仇富的一个重大原因，因为在这样的工厂
就业等于签下了一份不成文的生死状。

中国的大学也是血汗资本主义作坊之一种，只不过它的名字更好听一
些而已。

（200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