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腐败威胁亚洲国家经济增长
VOA 2008年03月13日
在市场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中，腐败究竟是发展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一家独立咨询公司最近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该公司的调查报告指出，在腐败问题较为严重的菲律宾、越南、中国、印度等国，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的话，腐败将成为持续发展的巨大负担。
设在香港的独立咨询机构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星期三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新加坡、香港和日本是亚洲廉政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而越南、中国、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腐败问题最为突出。
这项调查是今年1月到2月间在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受访者是目前在亚洲经商的大约1400名外籍商人，他们对这些经济体的腐败程度以及腐败对各地商业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调查结果采用计分的形式。零分为最清廉，10分为最腐败。在所有13个经济体中，新加坡以1.1分被列为最清廉国家，菲律宾以9分敬陪末座。中国和印尼以7.9分并列倒数第三。
这份来自香港的报告说，随着亚洲很多经济体普遍出现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其他商业运营成本的上升，外国公司对亚洲的腐败问题会更加敏感。报告说，"腐败实际上是这些公司的另一项经营成本。如果有关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这些经济体的商业环境，至少是在制造业和出口领域，将更快地遭到侵蚀"。
报告认为，在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等腐败现象最轻的经济体中，政府廉政措施得力、私有经济领域的高度规范化管理是反腐成功的共同点。
*腐败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不过，报告指出，在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腐败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比如，在印度的外国商人认为，印度公务员向公司索要贿赂的现象严重，以至于"官僚和腐败难以区分"。
越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落后的法律体系难以跟上经济改革的快速步伐，致使海外公司常常动辄得咎。而报告认为，在中国，国有资源被滥用是"最严重的"腐败问题。报告说，据保守估计，中国的土地资源、投资和政府支出至少有10%被贪污或者滥用。
总体而言，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抽样调查结果基本符合民众对政治腐败的传统印象，即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法制健全、舆论独立的地区相对廉政程度较高，反之则腐败现象严重。
如果把世界银行公布的近年亚洲国家人均GDP从高到低加以排序的话，人们会发现排列结果和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腐败程度调查的排序基本吻合。
不过，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王红缨教授说，如果把腐败简单定义为权钱交易的话，腐败并非穷国专利。
王红缨说："比如日本，经常有一些腐败丑闻。日本的特点是市场化的买卖政策。有钱去游说的团体可以通过竞选买来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腐败。韩国则是大财团和小圈子决策者之间的勾结。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公开市场的政策买卖，而是一种卡特尔，或者说小集团。"
相比之下，王红缨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也有其自身特点。
王红缨说："中国现在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腐败无孔不入，非常普遍。另外一个中国与日本、美国这些国家不同的是缺乏透明度。"
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评出的几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越南、印尼，都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中国、印度过去5年分别保持了10%和8%的平均增速；越南、印尼去年也都创下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增长记录。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适当程度的腐败和贿赂可以加速利益转移和资源再分配以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即所谓的"腐败润滑剂"理论。
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王红缨教授认为，这种理论在一个极其僵化的经济体转轨最初可能有很小的适用范围。但是对于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的中国来说，这种说法无疑会产生误导作用。
王红缨说："很多研究都发现，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里，外来投资和经济增长都受到不利影响。另外，腐败给普通民众造成一种不公平竞争的印象，也就是说，连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都会受到影响。"
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报告认为，很多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和新兴市场的巨大诱惑使西方公司在投资的时候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报告说，"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公司没能因为腐败的存在而决定从这些利润巨大的市场中撤出"。
2008年3月27日星期四
人大代表委员炮轰中国特色的党政奢靡
人大代表委员炮轰中国特色的党政奢靡
作者：以笔为剑 2008年03月14日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党政奢靡--代表委员的十把刀砍得好
针对中国官场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等奢侈浪费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向"中国式奢侈"亮出了砍刀。十刀一亮，可谓寒光凛冽。一刀砍向豪华办公楼，二刀砍向形象工程，三刀砍向文山会海，四刀砍向各种庆典活动，五刀砍向砍向公款大吃大喝，六刀砍向各类祭祀活动，七刀砍向决策失误，八刀砍向评比达标活动，九刀砍向公车私用，十刀砍向公费出国。刀是举起来了，关键是要砍下去，要刀刀见血，方显人大代表的法力神威，方能痛快人民群众的压抑已久的的郁闷心情。
我们期待着这十把刀的举起与砍下，这一起一落，必将铲除依附于社会机体上的"中国式奢侈"的毒瘤，还国人一个简朴、理智、崇高的生活境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更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国人特别是政府正一步步甚至是"大踏步"地走向"奢侈"的误区，甚至乐于成为"奢侈"的奴隶。讲排场，搞攀比，搞形象工程，公车私用，公款出国，文山会海，已成为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公害。
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是"豪华级"、"黄金级"、"钻石级"......因为手中的权力可以随时玩出一点奢侈的茶来。出手阔绰，花钱大方，纳税人的钱在权力的手中任意挥霍。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此严重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的滋生。
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在南京捡食面包的新闻迄今记忆犹新，默克尔的简朴当然不仅体现在薄薄的面包片上，她的"小气"令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拒绝总统套房，只住一般套房；拒绝VIP包间，象普通住店客人一样去餐厅吃自助早餐。这样的食宿标准，大约等同于中国的一个县长出差，但我们不要忘记，默克尔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总理。在中这这成了新闻，但在德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默克尔的简朴才会成为广受中国人瞩目的新闻。
德国总理的简朴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认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需要达到县长的级别，官员就可以 "酒必茅台、烟必中华、出必前呼后拥、住必五星酒店"，早已不知节俭为何物了。而大笔一挥十万八万潇洒买单的场面并不稀奇。而官场规矩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一级一级便程度不同地浪费着社会资源，你招待我，我招待你，反正花的都是公款，落下的是私人的情谊，不吃白不吃。这种心理之下，谁会在意一张薄薄的面包片呢？
官场的奢靡自然不只表现在衣食住行上面，就连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娘子都成为攀比的内容，失去约束的消费重负转嫁于老百姓的头上。当我们的官员不计代价、任意消费的时候，而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却对一斤白菜和一度电的价格辎珠必较，不是他们不想消费，而是消费不起，低收入的状况下，生活本身成了一种负担，奢侈浪费自然与他们无关。
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群在《我给美国市长做助理》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当李群结束几个月的培训实习时，纽海文市市长决定请这位实习助理吃顿饭，但他的公款招待标准不得高于9美元，对于一个即将离去的外国朋友来说，这样的标准在中国来说简直有点小家子气，但市长又不敢突破9美元的法律规定，于是他将李群请回家中，自掏腰包招待了李群一顿西式晚餐。
政府的奢侈，源于缺少监督，缺少对奢侈者的惩戒。正如民间所说的，装了腰包里是贪污，吃到肚子里是公务。至于形象工程、公车私用、文山会海、公款出国、庆典祭祀等活动，更不在话下了。只要有这种"行政冲动"，必然会形成公款消费的亢奋。而中华民族简朴持家、勤俭节约的美德便统统置之度外了。
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事例，享有"花园之国"美誉的瑞士，是世界上富庶的国家之一，但瑞士人的简朴却令世人称道。在瑞士人的心目中，他们没有资源，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既然是靠一双手挣来的财富，就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他们对能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的节俭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生活简朴，崇尚自然，不事奢华，并视奢侈炙人类最大的耻辱。
这种节俭的的理念已成为国人包括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记得有一个例子讲到，他们在煮鸡蛋的时候，只在锅里加很少的一点水，把鸡蛋放进去，水一沸腾立即关掉电源，将鸡蛋话锅里捂一会，仍可以煮熟，但这样可以节省一半的电能。
相比之下，我们的大方也令老外们惊讶。泱泱大国，出手不凡。虽然中央早就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但在实际行动上，我们只是喊在嘴上，写在纸上，浪费在根深蒂固的奢侈上。
简朴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体现了诚实，坦白，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品德，简朴作为一种境界，并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而需要经过一番刻苦的修炼，包括更新观念，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升华思想，达到一个无私无邪，与时代合拍的境界。简朴至，乃民之福焉！
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所以联合举起的这十把大刀，可见"奢侈"之风已到了非杀不可的程度了。咱们老百姓真心希望，这十把刀高高地举起来，并重重地砍下去。
作者：以笔为剑 2008年03月14日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党政奢靡--代表委员的十把刀砍得好
针对中国官场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等奢侈浪费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向"中国式奢侈"亮出了砍刀。十刀一亮，可谓寒光凛冽。一刀砍向豪华办公楼，二刀砍向形象工程，三刀砍向文山会海，四刀砍向各种庆典活动，五刀砍向砍向公款大吃大喝，六刀砍向各类祭祀活动，七刀砍向决策失误，八刀砍向评比达标活动，九刀砍向公车私用，十刀砍向公费出国。刀是举起来了，关键是要砍下去，要刀刀见血，方显人大代表的法力神威，方能痛快人民群众的压抑已久的的郁闷心情。
我们期待着这十把刀的举起与砍下，这一起一落，必将铲除依附于社会机体上的"中国式奢侈"的毒瘤，还国人一个简朴、理智、崇高的生活境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更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国人特别是政府正一步步甚至是"大踏步"地走向"奢侈"的误区，甚至乐于成为"奢侈"的奴隶。讲排场，搞攀比，搞形象工程，公车私用，公款出国，文山会海，已成为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公害。
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是"豪华级"、"黄金级"、"钻石级"......因为手中的权力可以随时玩出一点奢侈的茶来。出手阔绰，花钱大方，纳税人的钱在权力的手中任意挥霍。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此严重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的滋生。
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在南京捡食面包的新闻迄今记忆犹新，默克尔的简朴当然不仅体现在薄薄的面包片上，她的"小气"令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拒绝总统套房，只住一般套房；拒绝VIP包间，象普通住店客人一样去餐厅吃自助早餐。这样的食宿标准，大约等同于中国的一个县长出差，但我们不要忘记，默克尔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总理。在中这这成了新闻，但在德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默克尔的简朴才会成为广受中国人瞩目的新闻。
德国总理的简朴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认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需要达到县长的级别，官员就可以 "酒必茅台、烟必中华、出必前呼后拥、住必五星酒店"，早已不知节俭为何物了。而大笔一挥十万八万潇洒买单的场面并不稀奇。而官场规矩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一级一级便程度不同地浪费着社会资源，你招待我，我招待你，反正花的都是公款，落下的是私人的情谊，不吃白不吃。这种心理之下，谁会在意一张薄薄的面包片呢？
官场的奢靡自然不只表现在衣食住行上面，就连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娘子都成为攀比的内容，失去约束的消费重负转嫁于老百姓的头上。当我们的官员不计代价、任意消费的时候，而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却对一斤白菜和一度电的价格辎珠必较，不是他们不想消费，而是消费不起，低收入的状况下，生活本身成了一种负担，奢侈浪费自然与他们无关。
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群在《我给美国市长做助理》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当李群结束几个月的培训实习时，纽海文市市长决定请这位实习助理吃顿饭，但他的公款招待标准不得高于9美元，对于一个即将离去的外国朋友来说，这样的标准在中国来说简直有点小家子气，但市长又不敢突破9美元的法律规定，于是他将李群请回家中，自掏腰包招待了李群一顿西式晚餐。
政府的奢侈，源于缺少监督，缺少对奢侈者的惩戒。正如民间所说的，装了腰包里是贪污，吃到肚子里是公务。至于形象工程、公车私用、文山会海、公款出国、庆典祭祀等活动，更不在话下了。只要有这种"行政冲动"，必然会形成公款消费的亢奋。而中华民族简朴持家、勤俭节约的美德便统统置之度外了。
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事例，享有"花园之国"美誉的瑞士，是世界上富庶的国家之一，但瑞士人的简朴却令世人称道。在瑞士人的心目中，他们没有资源，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既然是靠一双手挣来的财富，就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他们对能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的节俭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生活简朴，崇尚自然，不事奢华，并视奢侈炙人类最大的耻辱。
这种节俭的的理念已成为国人包括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记得有一个例子讲到，他们在煮鸡蛋的时候，只在锅里加很少的一点水，把鸡蛋放进去，水一沸腾立即关掉电源，将鸡蛋话锅里捂一会，仍可以煮熟，但这样可以节省一半的电能。
相比之下，我们的大方也令老外们惊讶。泱泱大国，出手不凡。虽然中央早就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但在实际行动上，我们只是喊在嘴上，写在纸上，浪费在根深蒂固的奢侈上。
简朴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体现了诚实，坦白，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品德，简朴作为一种境界，并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而需要经过一番刻苦的修炼，包括更新观念，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升华思想，达到一个无私无邪，与时代合拍的境界。简朴至，乃民之福焉！
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所以联合举起的这十把大刀，可见"奢侈"之风已到了非杀不可的程度了。咱们老百姓真心希望，这十把刀高高地举起来，并重重地砍下去。
民主下的腐败和独裁下的腐败区别
民主下的腐败和独裁下的腐败区别
翟羽佳 猫眼看人 2008年03月09日
网上常常看到"民主制度下也有腐败的论调"。不仅民主制度下有腐败，而且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民主下的腐败是人民可以承受的腐败，而独裁制度下的腐败如果不改革，则必然成为人们无法忍受的腐败。
民主制度下，一旦一个地方腐败或国家腐败，人们可以通过选举把一把手给更换下去，这样腐败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1938年前，美国洛杉矶的警察局是美国最腐败的一个。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基本上烂透了，包括市长。但是警局的一部分人找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界人士，秘密成立了一个反腐败小组，聘请了一些私家侦探跟踪警局的人和市长，民众选举把腐败的市长拉下了台。
而独裁制度下的腐败就不同了。独裁制度下，社会一旦腐败了，少数人抗争几乎毫无用处。因为独裁制度下的官员是上级任用的，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生态练。少数人的反腐败，一般多被打压下去。所以，在独裁制度下的反腐败，往往最后演变为跟整个政权的对抗。这种对抗除了推翻整个政权，否则，对腐败触动不大。
民主制度下的腐败往往是局部的。地方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他们在法律范围内，他们用不着对上级负责，所以，既便一个地方烂透了，也不会影响全国。
而独裁制度下则不同。一个地方腐败透了，也就预示整个社会也快要烂透了。因为一个地方的腐败透顶，不过是全国腐败的一个窗口。即便反掉一个烂透的地方，对全国的腐败根本没有震慑作用。相反，一个地方烂透的经验却引起全国官场效仿。因为独裁制度下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反贪，所谓的反贪不过是权力较量下的失败者。而那些跟一把手关系密切大贪们，则可以借助反贪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反腐败不仅最高领导人有反腐败的决心，而且，反腐败的系统必须透明。反腐败系统的体制以及经济预算以及惩罚和奖励等，必须也有一定的监督系统而且要常常检查。可是，独裁制度下的反腐败则不同，不仅反腐败的经费要靠反腐败养活，而且，反腐败的领导权往往会落到腐败者手中。即便反腐败领导人不腐败，如果整个反腐败系统被二次腐败后，那么，反腐败也会彻底失败。
民主国家的反腐败系统也有二次腐败问题，但是，因为有监督或系统透明，一旦发现他们受贿或把罚没款贪占了，就会被送进监狱。可是，独裁国家反腐败系统二次腐败比比皆是，却很少有被绳之以法的。比如很多地方检察院或纪委把罚没款动用了，可是，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他们贪占的理由就是经费不足。
民主国家：领导层、反腐的内部系统以及公众的容忍程度构成了一个互相制约三角形。如果反腐败系统出现问题，公众的容忍超过极限，那么他们就会更换一把手，重新组阁，然后，对反腐败系统动大手术。可是，独裁制度下，因为人民没有更换一把手的权力，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腐败下去，直到革命。
领导层的清明是相当重要的，如果领导有决心根治腐败，那么就可能领导自上而下地对腐败的治理。可是，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一般烂得最快，要他们领导反腐败也就是一场闹剧。
当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腐败了，他们就会纵容腐败，用做大腐败蛋糕的办法来润滑整个统治系统，以便换取整个官场的效忠。于是，独裁制度下的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除了亡党亡国，几乎没有第二条道路。
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制已经无法清除自身腐败的机制。
翟羽佳 猫眼看人 2008年03月09日
网上常常看到"民主制度下也有腐败的论调"。不仅民主制度下有腐败，而且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民主下的腐败是人民可以承受的腐败，而独裁制度下的腐败如果不改革，则必然成为人们无法忍受的腐败。
民主制度下，一旦一个地方腐败或国家腐败，人们可以通过选举把一把手给更换下去，这样腐败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1938年前，美国洛杉矶的警察局是美国最腐败的一个。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基本上烂透了，包括市长。但是警局的一部分人找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界人士，秘密成立了一个反腐败小组，聘请了一些私家侦探跟踪警局的人和市长，民众选举把腐败的市长拉下了台。
而独裁制度下的腐败就不同了。独裁制度下，社会一旦腐败了，少数人抗争几乎毫无用处。因为独裁制度下的官员是上级任用的，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生态练。少数人的反腐败，一般多被打压下去。所以，在独裁制度下的反腐败，往往最后演变为跟整个政权的对抗。这种对抗除了推翻整个政权，否则，对腐败触动不大。
民主制度下的腐败往往是局部的。地方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他们在法律范围内，他们用不着对上级负责，所以，既便一个地方烂透了，也不会影响全国。
而独裁制度下则不同。一个地方腐败透了，也就预示整个社会也快要烂透了。因为一个地方的腐败透顶，不过是全国腐败的一个窗口。即便反掉一个烂透的地方，对全国的腐败根本没有震慑作用。相反，一个地方烂透的经验却引起全国官场效仿。因为独裁制度下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反贪，所谓的反贪不过是权力较量下的失败者。而那些跟一把手关系密切大贪们，则可以借助反贪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反腐败不仅最高领导人有反腐败的决心，而且，反腐败的系统必须透明。反腐败系统的体制以及经济预算以及惩罚和奖励等，必须也有一定的监督系统而且要常常检查。可是，独裁制度下的反腐败则不同，不仅反腐败的经费要靠反腐败养活，而且，反腐败的领导权往往会落到腐败者手中。即便反腐败领导人不腐败，如果整个反腐败系统被二次腐败后，那么，反腐败也会彻底失败。
民主国家的反腐败系统也有二次腐败问题，但是，因为有监督或系统透明，一旦发现他们受贿或把罚没款贪占了，就会被送进监狱。可是，独裁国家反腐败系统二次腐败比比皆是，却很少有被绳之以法的。比如很多地方检察院或纪委把罚没款动用了，可是，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他们贪占的理由就是经费不足。
民主国家：领导层、反腐的内部系统以及公众的容忍程度构成了一个互相制约三角形。如果反腐败系统出现问题，公众的容忍超过极限，那么他们就会更换一把手，重新组阁，然后，对反腐败系统动大手术。可是，独裁制度下，因为人民没有更换一把手的权力，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腐败下去，直到革命。
领导层的清明是相当重要的，如果领导有决心根治腐败，那么就可能领导自上而下地对腐败的治理。可是，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一般烂得最快，要他们领导反腐败也就是一场闹剧。
当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腐败了，他们就会纵容腐败，用做大腐败蛋糕的办法来润滑整个统治系统，以便换取整个官场的效忠。于是，独裁制度下的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除了亡党亡国，几乎没有第二条道路。
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制已经无法清除自身腐败的机制。
2008年3月26日星期三
从汕尾事件看中国封锁重大新闻
从汕尾事件看中国封锁重大新闻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5-12/w2005-12-19-voa45.cfm
记者： 东方 华盛顿Dec 19, 2005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谈的话题是，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军警又一次在广东汕尾开枪打死可能多达20名请愿民众的事件，以及围绕这起事件而展开的一场中国官方试图控制封锁消息的高科技信息战。
*事件回放*
首先是事件重放：2002年，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试验区在当地兴建大型发电厂，强行征用村民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和白沙湖，致使东洲乡大约4万多村民失去立锥之地，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合理补偿和安置。 自2004年开始，村民走上依法维权之路，通过多种方式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申诉，却一直没有得到负责任的答复和解决。更恶劣的是，当地政府动用了种种手段阻挠村民上访和拘押村民代表，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愿意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因受到司法局的警告而无法接受委托。村民们投诉无门，从今年5月起开始采取轮流驻守汕尾发电厂门外的和平请愿方式，敦促政府尽快妥善解决村民们的合法补偿和安置问题，至今已持续7个月左右。 12月6日，抗议民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汕尾当局出动3000多名武装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目击者说当局甚至动用了坦克和自动步枪。很多海外媒体都把这次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相提并论，称这是继“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再次公开动用军警开枪射杀民众的事件。
*全面戒严 新闻封锁*
中国当局对这起海外媒体广泛报道的事件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并出动坦克和几千名警察驻守村口，全面戒严，禁止村民离开。一直到事件发生了5天之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没有在总社的网站上、而是在新华网广东地方频道上报道了这条消息。下面是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网广东频道12月11号报道：12月6日，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了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我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在现场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执法干警被迫鸣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整个事件共有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死伤者均为东洲坑村的村民。“12.6”事件是一起由极少数人挑起的打、砸、烧严重违法事件。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现场指挥员处置失当，造成误死误伤，汕尾市检察机关已依法对其实行刑事拘留。
*新闻发言人没有讯息提供*
除了新华网的广东频道之外，中国媒体对这一事件仍然是一片沉寂。然而，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这一问题已经成了被外国记者追问的热门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一直被媒体穷追猛打，追问东洲事件的消息。他再三强调“没有讯息可以提供”，他甚至对要提出类似问题的记者说：“请不要再举手了”。直至有记者提出如何比较东洲事件与六四事件时，秦刚才作出回应。秦刚说，他不同意将东洲事件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秦刚强调六四事件已经有结论，他不了解东洲事件的情况，该事件未有定论。并推辞说：“正在了解，还没掌握具体情况。不管怎样，中国是依法治国，处理这些问题一定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民众对此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广东省汕尾市发生了这样一起重大的警民冲突事件。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为了隐瞒这起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对民众最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消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从禁止中国报纸和媒体刊登这一消息，到禁止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和这个事件有关的关键词，甚至连美国的google都不能例外。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这条新闻的扩散，不让中国民众知道真相。 北京封锁这起在国际上被广泛报道的新闻事件，从一个角度诠释了北京试图在信息革命的时代控制信息流动给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的组合，从老式的专制方法--依靠行政命令不准官方控制的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到运用最先进的互联网过滤和控制信息流通的最新科技，来确保中国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
*官方媒体事发5天后公开报道*
中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实行新闻管制和封锁，显然这一措施可以从所有的中国媒体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没有任何一家广播电台，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报道汕尾12月6号发生警民流血冲突的新闻上看出来。 然而，在海外媒体广泛报道了这起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知道了这起事件之后，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在星期六、也就是在事件发生5天之后，才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
*报道角度与海外媒体截然不同*
和海外媒体不同，中国新华社的新闻稿的报道的角度显然站在地方政府一边。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起事件“滋事分子”借着“征地补偿等问题为由闹事”，他们“手持大刀、钢叉、木棍、炸药、汽油燃烧瓶、鱼炮，袭击执勤民警。”新华社的文章在用了大量篇幅叙述这些“滋事分子”如何闹事之后，在这篇报道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篇幅的时候，才提到有3名民众被误杀，另外还有8名民众被误伤。 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灾害性新闻的写法，明显和海外媒体不同。中国媒体往往强调领导人亲临现场救灾抗灾，如何关心民众；而海外媒体在报道灾害性新闻事件的时候，往往先把造成多少人丧生在导语中说出来。很少有新闻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才提到有人丧生。理由很简单，人命关天，人的生命的丧失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民众最关心的。 甚至就连新华社这样经过层层审查的新闻，一篇完全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的新闻，在中国的媒体上也没有充分地流动，更不用说中国官方媒体没有遵循新闻理论中最起码的原则，那就是要客观公正，不但要介绍当局对这起事件的说法，同时也要介绍目击者和村民对这起事件的叙述。 对比海外媒体和新华社的报道，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首先是死亡人数，目击者的说法和新华社的说法不同。新华社说只有3人死亡，而纽约时报综合海外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采访认为，死亡人数为20人左右，都是被自动武器打死，另外还有40人失踪。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刊登了当地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传到美国的照片。有一幅照片上显示，几名死者的亲属头上头缠白色布条，集体跪在地上，恳求戒严武警允许他们认领尸体。 有一位村民冒着危险通过海外媒体向胡锦涛和温家宝求救。求救信说：“记者你好，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提供的（消息）！！！惨惨惨呀！！东洲已变成了5个定洲的事情也不止了。只有胡主席和温家宝才能救东洲人民！！求求你们了！！！” 广东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警方逮捕带领民众示威的几个村民的消息。而这些消息也仅限于在广州当地的报纸发行，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区。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的话说，“中宣部可能对哪一级的媒体可以报道有关消息、哪些媒体不能报道这一消息做出了规定。”
*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处理方式*
中国政府处理汕尾警民冲突暴力事件的方式引起中国国内一批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50多名著名自由知识分子在一篇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乡血案的声明中，对制造这一血案的广东和中国当局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并强烈抗议中国当局迄今为止，对此血案不做任何公开解释、澄清和调查的恶劣态度，抗议中国当局全面封锁国内媒体报道东洲乡血案的粗暴做法。 声明说：汕尾市政府采用暴力杀戮手段镇压公民的合法诉求，这一罪行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必须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中国政府必须拿出仅存的勇气和魄力，对相关人员痛加追究，对此罪行承担政治责任。否则，这一血案必将给各地政府树立一个恶劣的示范，必将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间更多更剧烈的冲突和对抗，必将在全国民众心里埋下更深的恐惧、怨憎和仇恨，必将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制造不可能的障碍，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广泛对立和雪崩式的政治危机。这样的后果，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 声明说：现在，东洲乡村民仍处在武装警察的暴力管制之下，他们的生命安全仍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血案的真相仍被当局隐瞒和扭曲，民众对此血案的知情权和关注，仍无法得到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 我们愤怒，我们忧伤，我们如果坐视这种丧尽天良的国家罪行和恐怖气氛，我们就不配称之为一个中国人。
*紧急声明和要求*
为此，我们发表紧急的声明和要求如下： 1、中央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力镇压，解除武警封村，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并保证所有维权村民的人身安全； 2、政府和司法机关立即着手调查此次血案的真相。建议广东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在必要时成立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有勇气对这一政府罪行进行彻底调查。 3、立即开放媒体的采访报道，确保记者的权益和安全，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质疑； 4、下令开枪和实施镇压的政府官员和军警，必须依法受到公正而独立的司法的追究和严惩； 5，尽快公布死伤村民的名单，抚恤死者家属和救治、赔偿伤者； 6、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进行的土地征用，必须给予被征地村民合理的补偿和安置；这一补偿和安置标准的确定，应当召开听证会。凡是没有依法进行的土地征用，应当将土地无偿返还给乡村集体组织和村民。 7、依法调查和惩治围绕汕尾发电厂建设征地的一切贪污腐败行为； 8、和平化解这一血案，启动政治制度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和新闻独立，开放地方选举，逐步兑现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民主选举等公民基本权利。 最后，我们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强烈谴责广东省政府的暴行，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帮助东洲村民的依法维权行动。 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声明上签了字，包括丁子霖（北京人大教授）、蒋培坤（北京人大教授）、包遵信（北京历史学者）、刘晓波（北京独立作家）、余杰（北京独立作家）、王 怡（成都独立作家）、赵达功（深圳独立作家）、孙文广（山东 大学教授)等50多人。到目前为止，签名的已经有几万人，而且还在增加之中。这篇声明在中国网络上被广泛流传，但是中国媒体没有报道集体签名声援汕尾民众的消息。
*媒体主管有口难言*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询问了几位北京主要报纸的编辑，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否认收到上级部门的指示，不要报道汕尾请愿民众死亡的事件。不过，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们的否认答复中暗示着某种程度的拘束和不自然。 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的新闻主管方三文（音）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的询问时说：“我们的网站里没有这条新闻。我不能说什么。希望你能够理解。” 搜狐网站的总编辑李善佑（音）说：“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正确的人选。目前不方便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
*汕尾成敏感词 网上难得信息*
新浪网站是唯一有一条关于东洲坑事件新闻标题的。但是在点击这条新闻后，新浪把使用者引入了死胡同，点这条新闻标题出现的是一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 新华社没有在总社的网址上发表这一新闻，而是在新华社广东地方网站上发表了对事件的报道。广东的民众已经知道了这一事件，而想要知道这一事件的其他人需要锲而不舍的毅力才能够透过中国官员设置的重重障碍、在新华社的地方网页上找到这篇新闻。 中国政府为了挫败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这条警民对抗的新闻方面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中国国内用GOOGLE搜索汕尾这个关键词，将得不出任何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和海外媒体的链接也突然失去功能。但是，这种控制在中国的快速成长的搏客社区中，却刺激了一条又一条活泼的评论。 “国内新闻控制系统真的令我非常感兴趣，”一位博客写道。“我听说在汕尾发生了什么新闻，我立刻想弄清楚它是真的还是一些人的传言。结果我用百度搜索汕尾这两个关键字，百度立刻就死机。我无法打开百度的网页，也无法继续使用百度。”百度是中国领先的搜索引擎之一。 纽约时报引用另一位中国博客的话说：“我不敢讲话。到处都是敏感词汇。我们的祖国是这样地敏感。中国的身体被敏感的区域覆盖着。” 当很多的博客在互联网上讨论这起事件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评论被封或者被迅速地删除。一些互联网用户反映说，他们很难登陆一些西方主要的新闻网站，尽管中国没有一揽子对西方新闻网站加以封锁。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5-12/w2005-12-19-voa45.cfm
记者： 东方 华盛顿Dec 19, 2005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谈的话题是，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军警又一次在广东汕尾开枪打死可能多达20名请愿民众的事件，以及围绕这起事件而展开的一场中国官方试图控制封锁消息的高科技信息战。
*事件回放*
首先是事件重放：2002年，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试验区在当地兴建大型发电厂，强行征用村民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和白沙湖，致使东洲乡大约4万多村民失去立锥之地，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合理补偿和安置。 自2004年开始，村民走上依法维权之路，通过多种方式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申诉，却一直没有得到负责任的答复和解决。更恶劣的是，当地政府动用了种种手段阻挠村民上访和拘押村民代表，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愿意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因受到司法局的警告而无法接受委托。村民们投诉无门，从今年5月起开始采取轮流驻守汕尾发电厂门外的和平请愿方式，敦促政府尽快妥善解决村民们的合法补偿和安置问题，至今已持续7个月左右。 12月6日，抗议民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汕尾当局出动3000多名武装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目击者说当局甚至动用了坦克和自动步枪。很多海外媒体都把这次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相提并论，称这是继“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再次公开动用军警开枪射杀民众的事件。
*全面戒严 新闻封锁*
中国当局对这起海外媒体广泛报道的事件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并出动坦克和几千名警察驻守村口，全面戒严，禁止村民离开。一直到事件发生了5天之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没有在总社的网站上、而是在新华网广东地方频道上报道了这条消息。下面是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网广东频道12月11号报道：12月6日，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了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我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在现场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执法干警被迫鸣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整个事件共有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死伤者均为东洲坑村的村民。“12.6”事件是一起由极少数人挑起的打、砸、烧严重违法事件。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现场指挥员处置失当，造成误死误伤，汕尾市检察机关已依法对其实行刑事拘留。
*新闻发言人没有讯息提供*
除了新华网的广东频道之外，中国媒体对这一事件仍然是一片沉寂。然而，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这一问题已经成了被外国记者追问的热门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一直被媒体穷追猛打，追问东洲事件的消息。他再三强调“没有讯息可以提供”，他甚至对要提出类似问题的记者说：“请不要再举手了”。直至有记者提出如何比较东洲事件与六四事件时，秦刚才作出回应。秦刚说，他不同意将东洲事件与六四事件相提并论。秦刚强调六四事件已经有结论，他不了解东洲事件的情况，该事件未有定论。并推辞说：“正在了解，还没掌握具体情况。不管怎样，中国是依法治国，处理这些问题一定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民众对此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广东省汕尾市发生了这样一起重大的警民冲突事件。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为了隐瞒这起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对民众最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消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从禁止中国报纸和媒体刊登这一消息，到禁止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和这个事件有关的关键词，甚至连美国的google都不能例外。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这条新闻的扩散，不让中国民众知道真相。 北京封锁这起在国际上被广泛报道的新闻事件，从一个角度诠释了北京试图在信息革命的时代控制信息流动给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的组合，从老式的专制方法--依靠行政命令不准官方控制的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到运用最先进的互联网过滤和控制信息流通的最新科技，来确保中国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
*官方媒体事发5天后公开报道*
中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实行新闻管制和封锁，显然这一措施可以从所有的中国媒体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没有任何一家广播电台，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报道汕尾12月6号发生警民流血冲突的新闻上看出来。 然而，在海外媒体广泛报道了这起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知道了这起事件之后，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在星期六、也就是在事件发生5天之后，才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
*报道角度与海外媒体截然不同*
和海外媒体不同，中国新华社的新闻稿的报道的角度显然站在地方政府一边。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起事件“滋事分子”借着“征地补偿等问题为由闹事”，他们“手持大刀、钢叉、木棍、炸药、汽油燃烧瓶、鱼炮，袭击执勤民警。”新华社的文章在用了大量篇幅叙述这些“滋事分子”如何闹事之后，在这篇报道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篇幅的时候，才提到有3名民众被误杀，另外还有8名民众被误伤。 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灾害性新闻的写法，明显和海外媒体不同。中国媒体往往强调领导人亲临现场救灾抗灾，如何关心民众；而海外媒体在报道灾害性新闻事件的时候，往往先把造成多少人丧生在导语中说出来。很少有新闻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才提到有人丧生。理由很简单，人命关天，人的生命的丧失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民众最关心的。 甚至就连新华社这样经过层层审查的新闻，一篇完全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的新闻，在中国的媒体上也没有充分地流动，更不用说中国官方媒体没有遵循新闻理论中最起码的原则，那就是要客观公正，不但要介绍当局对这起事件的说法，同时也要介绍目击者和村民对这起事件的叙述。 对比海外媒体和新华社的报道，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首先是死亡人数，目击者的说法和新华社的说法不同。新华社说只有3人死亡，而纽约时报综合海外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采访认为，死亡人数为20人左右，都是被自动武器打死，另外还有40人失踪。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刊登了当地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传到美国的照片。有一幅照片上显示，几名死者的亲属头上头缠白色布条，集体跪在地上，恳求戒严武警允许他们认领尸体。 有一位村民冒着危险通过海外媒体向胡锦涛和温家宝求救。求救信说：“记者你好，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提供的（消息）！！！惨惨惨呀！！东洲已变成了5个定洲的事情也不止了。只有胡主席和温家宝才能救东洲人民！！求求你们了！！！” 广东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警方逮捕带领民众示威的几个村民的消息。而这些消息也仅限于在广州当地的报纸发行，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区。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的话说，“中宣部可能对哪一级的媒体可以报道有关消息、哪些媒体不能报道这一消息做出了规定。”
*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处理方式*
中国政府处理汕尾警民冲突暴力事件的方式引起中国国内一批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50多名著名自由知识分子在一篇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乡血案的声明中，对制造这一血案的广东和中国当局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并强烈抗议中国当局迄今为止，对此血案不做任何公开解释、澄清和调查的恶劣态度，抗议中国当局全面封锁国内媒体报道东洲乡血案的粗暴做法。 声明说：汕尾市政府采用暴力杀戮手段镇压公民的合法诉求，这一罪行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必须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中国政府必须拿出仅存的勇气和魄力，对相关人员痛加追究，对此罪行承担政治责任。否则，这一血案必将给各地政府树立一个恶劣的示范，必将在各地造成官民之间更多更剧烈的冲突和对抗，必将在全国民众心里埋下更深的恐惧、怨憎和仇恨，必将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制造不可能的障碍，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广泛对立和雪崩式的政治危机。这样的后果，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 声明说：现在，东洲乡村民仍处在武装警察的暴力管制之下，他们的生命安全仍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血案的真相仍被当局隐瞒和扭曲，民众对此血案的知情权和关注，仍无法得到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 我们愤怒，我们忧伤，我们如果坐视这种丧尽天良的国家罪行和恐怖气氛，我们就不配称之为一个中国人。
*紧急声明和要求*
为此，我们发表紧急的声明和要求如下： 1、中央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力镇压，解除武警封村，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并保证所有维权村民的人身安全； 2、政府和司法机关立即着手调查此次血案的真相。建议广东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在必要时成立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有勇气对这一政府罪行进行彻底调查。 3、立即开放媒体的采访报道，确保记者的权益和安全，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质疑； 4、下令开枪和实施镇压的政府官员和军警，必须依法受到公正而独立的司法的追究和严惩； 5，尽快公布死伤村民的名单，抚恤死者家属和救治、赔偿伤者； 6、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进行的土地征用，必须给予被征地村民合理的补偿和安置；这一补偿和安置标准的确定，应当召开听证会。凡是没有依法进行的土地征用，应当将土地无偿返还给乡村集体组织和村民。 7、依法调查和惩治围绕汕尾发电厂建设征地的一切贪污腐败行为； 8、和平化解这一血案，启动政治制度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和新闻独立，开放地方选举，逐步兑现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民主选举等公民基本权利。 最后，我们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强烈谴责广东省政府的暴行，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帮助东洲村民的依法维权行动。 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声明上签了字，包括丁子霖（北京人大教授）、蒋培坤（北京人大教授）、包遵信（北京历史学者）、刘晓波（北京独立作家）、余杰（北京独立作家）、王 怡（成都独立作家）、赵达功（深圳独立作家）、孙文广（山东 大学教授)等50多人。到目前为止，签名的已经有几万人，而且还在增加之中。这篇声明在中国网络上被广泛流传，但是中国媒体没有报道集体签名声援汕尾民众的消息。
*媒体主管有口难言*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询问了几位北京主要报纸的编辑，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否认收到上级部门的指示，不要报道汕尾请愿民众死亡的事件。不过，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们的否认答复中暗示着某种程度的拘束和不自然。 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的新闻主管方三文（音）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的询问时说：“我们的网站里没有这条新闻。我不能说什么。希望你能够理解。” 搜狐网站的总编辑李善佑（音）说：“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正确的人选。目前不方便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
*汕尾成敏感词 网上难得信息*
新浪网站是唯一有一条关于东洲坑事件新闻标题的。但是在点击这条新闻后，新浪把使用者引入了死胡同，点这条新闻标题出现的是一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 新华社没有在总社的网址上发表这一新闻，而是在新华社广东地方网站上发表了对事件的报道。广东的民众已经知道了这一事件，而想要知道这一事件的其他人需要锲而不舍的毅力才能够透过中国官员设置的重重障碍、在新华社的地方网页上找到这篇新闻。 中国政府为了挫败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来获取这条警民对抗的新闻方面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中国国内用GOOGLE搜索汕尾这个关键词，将得不出任何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和海外媒体的链接也突然失去功能。但是，这种控制在中国的快速成长的搏客社区中，却刺激了一条又一条活泼的评论。 “国内新闻控制系统真的令我非常感兴趣，”一位博客写道。“我听说在汕尾发生了什么新闻，我立刻想弄清楚它是真的还是一些人的传言。结果我用百度搜索汕尾这两个关键字，百度立刻就死机。我无法打开百度的网页，也无法继续使用百度。”百度是中国领先的搜索引擎之一。 纽约时报引用另一位中国博客的话说：“我不敢讲话。到处都是敏感词汇。我们的祖国是这样地敏感。中国的身体被敏感的区域覆盖着。” 当很多的博客在互联网上讨论这起事件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评论被封或者被迅速地删除。一些互联网用户反映说，他们很难登陆一些西方主要的新闻网站，尽管中国没有一揽子对西方新闻网站加以封锁。
广东省人大代表拒绝会见上访民众
广东省人大代表拒绝会见上访民众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2/23/china_petitioners_guangdong/
200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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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周三开幕，在周三早上八时多，数十名来自南海盐步镇和黄岐镇的妇女，在会议会场所在的中山纪念堂聚集，并意图向出席会议的省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信，表达争取合法土地权益的诉求。但这批上访人士，不但未能如愿，反被公安带到省人大信访办公室谈话。
现时广东全省外嫁妇女有四十一万，她们离乡别井，估计其中有十二万多人，因而被剥夺应有的土地权益。因此，他们藉省人大开会的机会上访，藉此引起省人大代表的注意。
维权人士郭飞雄，周四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指，省人大代表应该会见这批上访人士。他引述中央信访部门的数据，指七至八成的上访个案，背后都有冤情需要解决。而人大作为人民代表，亦都应该聆听人民的诉求。
郭飞雄说：我们国家的信访部门总结出来的数据，有七、八成的个案确实有冤情，人大就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不敢见人民，荒谬嘛。接见农民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开会期间尤其需要。我觉得他们应该去见上访者，这对他们没有害，反而有助提升他们的威信。
而一名太石村村民接受访问时指出，虽然有数十名村民想前往广州，于省人大开会期间请愿。但由于缺乏更多村民的支持，因此放弃了这次机会。他说：顾及整体的村民，好像有心无力，有几十人和百几人去，他们争回来的权益，大家均分。不过一旦有事，最受害的，就是这些为公众利益而抗争的民众，那你说怎办？
针对汕尾和中山等地发生向维权民众动武事件，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在会上建议立例规定公安部门何时才能使用武器。而来自中山、汕尾的省人大代表，被境外记者提及汕尾、中山等地向维权民众动武事件时，都不愿作出回应。
在过去一年，广东省内发生多宗与土地纠纷有关的维权事件，在汕尾、番禺太石和中山，更加引发外界注目的流血冲突。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2/23/china_petitioners_guangdong/
200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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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周三开幕，在周三早上八时多，数十名来自南海盐步镇和黄岐镇的妇女，在会议会场所在的中山纪念堂聚集，并意图向出席会议的省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信，表达争取合法土地权益的诉求。但这批上访人士，不但未能如愿，反被公安带到省人大信访办公室谈话。
现时广东全省外嫁妇女有四十一万，她们离乡别井，估计其中有十二万多人，因而被剥夺应有的土地权益。因此，他们藉省人大开会的机会上访，藉此引起省人大代表的注意。
维权人士郭飞雄，周四接受本台粤语组访问时指，省人大代表应该会见这批上访人士。他引述中央信访部门的数据，指七至八成的上访个案，背后都有冤情需要解决。而人大作为人民代表，亦都应该聆听人民的诉求。
郭飞雄说：我们国家的信访部门总结出来的数据，有七、八成的个案确实有冤情，人大就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不敢见人民，荒谬嘛。接见农民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开会期间尤其需要。我觉得他们应该去见上访者，这对他们没有害，反而有助提升他们的威信。
而一名太石村村民接受访问时指出，虽然有数十名村民想前往广州，于省人大开会期间请愿。但由于缺乏更多村民的支持，因此放弃了这次机会。他说：顾及整体的村民，好像有心无力，有几十人和百几人去，他们争回来的权益，大家均分。不过一旦有事，最受害的，就是这些为公众利益而抗争的民众，那你说怎办？
针对汕尾和中山等地发生向维权民众动武事件，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在会上建议立例规定公安部门何时才能使用武器。而来自中山、汕尾的省人大代表，被境外记者提及汕尾、中山等地向维权民众动武事件时，都不愿作出回应。
在过去一年，广东省内发生多宗与土地纠纷有关的维权事件，在汕尾、番禺太石和中山，更加引发外界注目的流血冲突。
抢救深圳本土方言
http://www.pkucn.com/redirect.php?fid=97&tid=192931&goto=nextoldset
抢救深圳本土方言
抢救深圳本土方言
北京的京片子，上海的吴侬软语……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记载了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同时折射出生存其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居住民的集体性格。作为改革开放25年以来人口激增33倍的移民城市，深圳的本土方言已淹没在五湖四海的杂音当中，随着普通话的推行，深圳本土方言更是缺少了开枝散叶的土壤。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深圳的本土方言到底是什么？从2001年3月开始，有一支团队一直在对这些逐渐被淡忘的方言做抢救性的研究，它就是深圳大学深圳方言研究组。在五年的探索生涯中，研究组十几位老师与学生穿梭于深圳关内外19个镇，走访了数十个原住民家庭，将他们的方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再从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进行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谱写着一本厚重扎实的“深圳方言志”。目前，他们的研究已接近尾声。记者近日采访了研究组的研究人员，他们与记者分享了研究过程的趣闻和部分研究成果。
研究目的：抢救性挖掘
深圳以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成为城市发展的奇迹，而深圳的语言状况，也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海之滨，粤、客、闽三种方言融合交汇的珠江三角洲东缘，居然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普通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语言岛”，这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因此，深圳的城市语言和深圳本土方言，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还是语言学上，都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库。然而深圳方言正在一分一秒地消失！当记者前去拜访深圳大学语言学教授、深圳方言研究组的负责老师汤志祥的时候，他掩饰不住内心的遗憾说：“方言是当地文化的承载体，深圳的方言记录了深圳1670年的历史，记载了老深圳的民俗与文化。如今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是个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深圳方言在时代的激流中已渐渐走向式微。我们其实是担负着使命感在对深圳方言进行抢救性地挖掘！”
过去曾有过一些学者对深圳进行方言调查与研究，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以至于在国内外的著名方言论著中，深圳方言只被看作“莞宝片粤语”和“惠阳客家话”中的土语，且皆语焉不详。于是，2000年11月，以汤志祥教授为首的一些深港学者开始了周详的策划，并在2001年3月开始了漫长的“方言长征”。第二年，他们开始亲自培养第一批深大本土学生参与研究。这些学生在校期间都接受过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的系统学习，有一定的学术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当地方言为母语的本地居民，对本地语言状况极为了解。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令他们成为本地调查的主力。在以后的每一年，研究组不断扩大，极大地加快了研究的进度。他们的辛勤劳动，填补了岭南方言研究的一块重大空白。“研究方言的同时，让我们看到深圳的‘根’。”汤志祥老师说。
研究过程：莽莽原野中辟出摩西之路
记者前去拜访汤志祥教授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本项研究的资料，记者看到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档，不禁吃了一惊——在这个建市前只有31.41万原居民的地区中，居然并存着多种方言：粤语、客语、粤客混合方言——大鹏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方言土语。在这五年多的研究当中，研究组成员们各司其职，对各类方言土语进行逐一分进合击。因为土语种类的纷繁、且可参考的前人经验不多，做深圳方言研究犹如要在莽莽的方言原野中辟出一条摩西之路，难度与困难不言而喻。黄健全曾经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从2001年开始参与方言研究，至今已走过了近5个春秋。他研究的是自己的家乡龙岗平湖的当地方言。他回忆，当初做研究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发音人：“方言研究要找70岁以上的老一辈人作为发音人，并且要求他们是土生土长，婚配也要求是同村人，这样语音没有受太多干扰，才能较好地保留方言的原始面貌。”然而在历尽艰辛找到了这些口音纯正的发音人时，另一个难题却迎面而来—这些年过古稀的老人家或者耳聋声哑，或口齿不清，或不识字，给研究造成了巨大困难。黄健全看着手中《方言调查字表》中的3700多个字，一时手足无措。后来，他便采用了攀谈的方法，让老人家们自然地吐出一些常用字和词汇，然后他将其记录在案，再回来进行深入分析。黄健全的经历只是整个研究组的一个缩影，这五年以来，研究组对深圳关内外方言进行了地毯式挖掘，逐渐描绘出深圳方言原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研究成果：南头话是深圳粤语的代表话
汤志祥教授介绍说，根据现有资料，深圳方言主要分成三大块：西部和南部的宝安粤语、北部和东部的龙岗客语以及东南部的大鹏话。深圳的粤语在语言学上称为“宝安粤语”，是因为宝安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着本土特色，不同于广州与香港地区的粤语。对于宝安粤语的研究，他们最大的创新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南头话是深圳粤语的代表话”的观点。为什么是南头话呢？因为南头在历史上曾经是粤东重镇，代表着南头的著名古迹“新安故城”在东晋时为东官郡郡治所在，距今已有1670年历史。“就像广州话现在是粤语的代表话一样，南头话应该是当时的代表话，这对还原历史面貌有重要意义。通过关于南头话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文化的根底不仅仅代表深圳本地，而是代表了当年的东官郡（包括现在深圳、东莞、惠州、潮州、香港等）一大片区域。”深圳的客语则以龙岗的客家话为代表。由于语言之间的接触和融合，深圳的客家话与梅州客家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一定的区别，形成了明显的“深圳客话”特色。而大鹏话则属于粤、客混合型方言土语，粤客两大民系的杂居和共存使得大鹏话既呈现出粤语的面貌，但又具备客家话的特点。另外，其他深圳小方言土语为特定地区的少数人使用，比如沿江、沿海渔民、蚝民使用的家话（也叫“基围话”），还有坪地、坑梓一带的粘米话，它们共同点缀了深圳方言的大观园。自2003年始，深圳方言研究组已将他们的研究成果逐篇整理成文，在多个国际或者国内会议上宣读。今后他们还要将所有成果结集成《深圳方言研究》丛书，预计《深圳粤语研究》和《深圳客家话研究》两本将在今年内陆续编撰完成。
反思：深圳本土方言逐渐濒危
记者曾经在沙头角地区做过抽样调查，在沙头角地区选取本地家庭、省内移民家庭、省外移民家庭各十个，分别研究他们三代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价值观。在这片历史上长时间以粤语和客家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地区，调查的结果是不无遗憾的——虽然老一辈依然坚持以客家话和粤语交流，但是他们的后两辈人使用方言的频率已大大减少，而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当中，能够熟练使用客家话的已不多，认为“客家话不重要”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各类方言当中。随着外省移民的增加，普通话作为政府、学校等高端场合使用的工作语言，已成为社会交际语言的主流。而在经济、娱乐场合通行的粤语则以香港、广州的粤语为主，由此造成宝安粤语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连深圳方言研究组研究南头话、围头话的本地研究人员都遗憾地说：“连我们自己都不能保证能流利地说这些话！”像家话、粘米话这类小土语，由于使用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加上人口的流动，已经逐渐趋于濒危状态。与方言一起面对茫茫前路的是深圳本土的老风俗。在调查宝安粤语的时候，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用一口纯正的南头话为研究人员讲述了当年妇女们织麻的过程，可是随着城市化的开展，村中种麻的土地已日渐减少，而织麻这种传统工艺极有可能在老太太这一代就会消失；在福永的养老院，一位年届耄耋的阿婆兴致勃勃地用福永话描绘了年轻时候的婚嫁喜事，但是这些老风俗也已经在汹涌澎湃的社会大潮中离我们远去……
深圳的方言将走向何方？而与之共存的人文历史的前路如何？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汤志祥教授正在进行着第二个研究项目——“深圳城市语言研究”，这项研究也正逐步揭开深圳当前语言面貌的层层面纱，让世人亲眼看到与深圳城市化、现代化同步飞速发展的现代深圳语言文化的演化进程。
抢救深圳本土方言
抢救深圳本土方言
北京的京片子，上海的吴侬软语……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记载了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同时折射出生存其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居住民的集体性格。作为改革开放25年以来人口激增33倍的移民城市，深圳的本土方言已淹没在五湖四海的杂音当中，随着普通话的推行，深圳本土方言更是缺少了开枝散叶的土壤。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深圳的本土方言到底是什么？从2001年3月开始，有一支团队一直在对这些逐渐被淡忘的方言做抢救性的研究，它就是深圳大学深圳方言研究组。在五年的探索生涯中，研究组十几位老师与学生穿梭于深圳关内外19个镇，走访了数十个原住民家庭，将他们的方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再从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进行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谱写着一本厚重扎实的“深圳方言志”。目前，他们的研究已接近尾声。记者近日采访了研究组的研究人员，他们与记者分享了研究过程的趣闻和部分研究成果。
研究目的：抢救性挖掘
深圳以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成为城市发展的奇迹，而深圳的语言状况，也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海之滨，粤、客、闽三种方言融合交汇的珠江三角洲东缘，居然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普通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语言岛”，这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因此，深圳的城市语言和深圳本土方言，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还是语言学上，都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库。然而深圳方言正在一分一秒地消失！当记者前去拜访深圳大学语言学教授、深圳方言研究组的负责老师汤志祥的时候，他掩饰不住内心的遗憾说：“方言是当地文化的承载体，深圳的方言记录了深圳1670年的历史，记载了老深圳的民俗与文化。如今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是个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深圳方言在时代的激流中已渐渐走向式微。我们其实是担负着使命感在对深圳方言进行抢救性地挖掘！”
过去曾有过一些学者对深圳进行方言调查与研究，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以至于在国内外的著名方言论著中，深圳方言只被看作“莞宝片粤语”和“惠阳客家话”中的土语，且皆语焉不详。于是，2000年11月，以汤志祥教授为首的一些深港学者开始了周详的策划，并在2001年3月开始了漫长的“方言长征”。第二年，他们开始亲自培养第一批深大本土学生参与研究。这些学生在校期间都接受过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的系统学习，有一定的学术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当地方言为母语的本地居民，对本地语言状况极为了解。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令他们成为本地调查的主力。在以后的每一年，研究组不断扩大，极大地加快了研究的进度。他们的辛勤劳动，填补了岭南方言研究的一块重大空白。“研究方言的同时，让我们看到深圳的‘根’。”汤志祥老师说。
研究过程：莽莽原野中辟出摩西之路
记者前去拜访汤志祥教授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本项研究的资料，记者看到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档，不禁吃了一惊——在这个建市前只有31.41万原居民的地区中，居然并存着多种方言：粤语、客语、粤客混合方言——大鹏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方言土语。在这五年多的研究当中，研究组成员们各司其职，对各类方言土语进行逐一分进合击。因为土语种类的纷繁、且可参考的前人经验不多，做深圳方言研究犹如要在莽莽的方言原野中辟出一条摩西之路，难度与困难不言而喻。黄健全曾经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从2001年开始参与方言研究，至今已走过了近5个春秋。他研究的是自己的家乡龙岗平湖的当地方言。他回忆，当初做研究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发音人：“方言研究要找70岁以上的老一辈人作为发音人，并且要求他们是土生土长，婚配也要求是同村人，这样语音没有受太多干扰，才能较好地保留方言的原始面貌。”然而在历尽艰辛找到了这些口音纯正的发音人时，另一个难题却迎面而来—这些年过古稀的老人家或者耳聋声哑，或口齿不清，或不识字，给研究造成了巨大困难。黄健全看着手中《方言调查字表》中的3700多个字，一时手足无措。后来，他便采用了攀谈的方法，让老人家们自然地吐出一些常用字和词汇，然后他将其记录在案，再回来进行深入分析。黄健全的经历只是整个研究组的一个缩影，这五年以来，研究组对深圳关内外方言进行了地毯式挖掘，逐渐描绘出深圳方言原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研究成果：南头话是深圳粤语的代表话
汤志祥教授介绍说，根据现有资料，深圳方言主要分成三大块：西部和南部的宝安粤语、北部和东部的龙岗客语以及东南部的大鹏话。深圳的粤语在语言学上称为“宝安粤语”，是因为宝安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着本土特色，不同于广州与香港地区的粤语。对于宝安粤语的研究，他们最大的创新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南头话是深圳粤语的代表话”的观点。为什么是南头话呢？因为南头在历史上曾经是粤东重镇，代表着南头的著名古迹“新安故城”在东晋时为东官郡郡治所在，距今已有1670年历史。“就像广州话现在是粤语的代表话一样，南头话应该是当时的代表话，这对还原历史面貌有重要意义。通过关于南头话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文化的根底不仅仅代表深圳本地，而是代表了当年的东官郡（包括现在深圳、东莞、惠州、潮州、香港等）一大片区域。”深圳的客语则以龙岗的客家话为代表。由于语言之间的接触和融合，深圳的客家话与梅州客家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一定的区别，形成了明显的“深圳客话”特色。而大鹏话则属于粤、客混合型方言土语，粤客两大民系的杂居和共存使得大鹏话既呈现出粤语的面貌，但又具备客家话的特点。另外，其他深圳小方言土语为特定地区的少数人使用，比如沿江、沿海渔民、蚝民使用的家话（也叫“基围话”），还有坪地、坑梓一带的粘米话，它们共同点缀了深圳方言的大观园。自2003年始，深圳方言研究组已将他们的研究成果逐篇整理成文，在多个国际或者国内会议上宣读。今后他们还要将所有成果结集成《深圳方言研究》丛书，预计《深圳粤语研究》和《深圳客家话研究》两本将在今年内陆续编撰完成。
反思：深圳本土方言逐渐濒危
记者曾经在沙头角地区做过抽样调查，在沙头角地区选取本地家庭、省内移民家庭、省外移民家庭各十个，分别研究他们三代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价值观。在这片历史上长时间以粤语和客家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地区，调查的结果是不无遗憾的——虽然老一辈依然坚持以客家话和粤语交流，但是他们的后两辈人使用方言的频率已大大减少，而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当中，能够熟练使用客家话的已不多，认为“客家话不重要”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各类方言当中。随着外省移民的增加，普通话作为政府、学校等高端场合使用的工作语言，已成为社会交际语言的主流。而在经济、娱乐场合通行的粤语则以香港、广州的粤语为主，由此造成宝安粤语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连深圳方言研究组研究南头话、围头话的本地研究人员都遗憾地说：“连我们自己都不能保证能流利地说这些话！”像家话、粘米话这类小土语，由于使用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加上人口的流动，已经逐渐趋于濒危状态。与方言一起面对茫茫前路的是深圳本土的老风俗。在调查宝安粤语的时候，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用一口纯正的南头话为研究人员讲述了当年妇女们织麻的过程，可是随着城市化的开展，村中种麻的土地已日渐减少，而织麻这种传统工艺极有可能在老太太这一代就会消失；在福永的养老院，一位年届耄耋的阿婆兴致勃勃地用福永话描绘了年轻时候的婚嫁喜事，但是这些老风俗也已经在汹涌澎湃的社会大潮中离我们远去……
深圳的方言将走向何方？而与之共存的人文历史的前路如何？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汤志祥教授正在进行着第二个研究项目——“深圳城市语言研究”，这项研究也正逐步揭开深圳当前语言面貌的层层面纱，让世人亲眼看到与深圳城市化、现代化同步飞速发展的现代深圳语言文化的演化进程。
2008年3月22日星期六
雪山狮子旗下的罪恶
== “雪山狮子旗”下的罪恶 (作者: 茶叶 02/08/2000) ==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wenzai/gbcollected/472.shtml
有人对中共在西藏管理横加指责多是没有头脑和不懂西藏历史。
到底旧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这几天收集了一些资料请大伙看看。要说中共如何专政，我说专政的好，如果没有专政农奴永远是被压迫被奴役的阶层。不然你们还以为喇嘛统治西藏是一个“世外桃源”。要说到对宗教的保护，全世界都没有象中共做得好，藏传佛教寺院是中共政府给钱建和翻修的。现在的僧人是国家发工资和生活补贴的。谁能告诉我？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权侵犯的美国和欧洲和那些“民主人屎”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都没有。特别是美国一方面提倡人权，一方面支持达赖重返西藏独立，这才是对人权最大的侮辱和迫害。
旧西藏统治阶级既是政府官员，同时又是土地的占有者。组成这个阶级的是贵族和僧侣，他们掌握着无限的政治权力。西藏的社会等级十分森严，最上层是僧侣，也就是喇嘛，其次是贵族? 最下层的是农奴、奴隶。政府官员由地位显赫的僧侣和贵族组成，他们是西藏的统治阶级。农奴和奴隶则是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毫无地位。
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传佛教寺院社会集团同世俗社会一样，其僧人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各有分工的，他们有不同的职业担任重要职务的僧官喇嘛是上层僧侣，约占喇嘛总数的4％。他们把持寺院的一切大权，享受更多的封建特权。占90％以上的广大普通喇嘛无权无势。有的是迫于生计，为解决衣食问题而进寺的；有的是为了逃避差役，求寺院庇护；有的是代人出家和支扎差（即当喇嘛的差），被迫而来。据本世纪50年代初期对哲蚌寺的两个康村287名喇嘛的调查，其中因年岁小被父母送来当喇嘛的有124人；因生活逼迫，逃避差役、债务来当喇嘛的有126 人；被寺院勒令拉差来当喇嘛的31人；自愿来当喇嘛的只有6人，占调查人数的2％。普通喇嘛一进寺院就要承担一系列封建义务和各种差役，寺院规定这些封建义务和差役可以出钱代役或贿赂免役，贫苦喇嘛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终日为庙寺上层喇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哲蚌寺规定，凡要免除根差（年轻时期叫宣差，期满后转入根差，意为老资格的差），要对本康村全体喇嘛布施茶饭一次，每人发银三钱，捐赠康村基金藏银六百两，合计三项开支约三四千两藏银。这是贫困喇嘛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因而他们也永远逃脱不了各种差役。
西藏历代被封为贵族的大约有400家左右（包括僧官贵族）。这些贵族有的因家族首领或全体男性成员残废，延续中断；或因事故被没收财产；或因政治斗争被革去封爵降为平民。到1959年，贵族剩下不到200家。这些贵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吐蕃时代的部落酋长，以后作为王室的部属，一直继承下来，成为贵族。有些古老贵族的家世可以推算到松赞干布时代，如朵喀家族。一种是历代服务西藏政府有功，被封为贵族的。还有一种是达赖、班禅家族，又称尧西。从七世达赖到十四世达赖，共形成了七个家族，如朗顿家族、拉鲁家族等。这200家贵族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政府的僧俗官员，大半都是由贵族担任。他们还拥有很强的经济力量，世袭贵族每家都有一个到几十个庄园，拥有几百克（一克约合一亩）到几万克土地，如大贵族多仁就拥有土地4万克。贵族的地位都是世袭的。小贵族要想成为大贵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虽然这些小贵族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200多家大贵族手中。大贵族犯了罪可以被降为小贵族，甚至可能被免职抄家。农奴、农民家庭要想成为贵族，只能是降生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家庭。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原来是青海省一户农民家庭的孩子，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后，他的家庭照例获得了大贵族的地位。
旧西藏通用的法律分为两种：一种是教法，即规范出家人的戒律，如“沙弥戒”、“比丘戒”等，专门适用于僧侣；一种是王法或政法，适用于俗人。法律条文是吐蕃时代留下来的，100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十三法”、“十六法”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按尸量黄金计，下等下级人被杀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按照法典规定，农奴“勿与贤哲贵胄相争”，甚至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连农奴喊冤也有罪。而在领主管辖的范围内，领主们既是法律的制订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封赐文书、口号命令，谁也不能违抗。法律的每一条文都有详细注释、判例和罚则在西藏极其原始而惨酷。轻微的罪名，多半施行鞭笞较重的刑罚有挖眼、割舌、剁去双手或双足，甚至割鼻、割耳、抽脚筋等一些刑罚令人难以想象，如把人投入蝎子洞。犯人缝在一个牛皮袋里，仅留头在外面，然后丢到河里，随流漂泊，慢慢把人淹死。藏学家李有义教授，这位国民党政府时期曾在西藏任职，后一 直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在他1951年所著《今日的西藏》一书中他在西藏期间亲眼看见的一个奇特的刑罚：“一个做假金子的，被藏政府抓到了，就用一块石头和一把盐，让犯人抓在手中，然后把他的拳头用牛皮缝起来，用枷锁住晒在太阳底下，不久这人手就被石头和盐把血水吸了出来，这人痛的一阵阵晕过去，大声呼救 ，两三天后这人的手和半截臂膀都枯了，成了残废。”像这一类的刑罚种类很多，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描述。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wenzai/gbcollected/472.shtml
有人对中共在西藏管理横加指责多是没有头脑和不懂西藏历史。
到底旧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这几天收集了一些资料请大伙看看。要说中共如何专政，我说专政的好，如果没有专政农奴永远是被压迫被奴役的阶层。不然你们还以为喇嘛统治西藏是一个“世外桃源”。要说到对宗教的保护，全世界都没有象中共做得好，藏传佛教寺院是中共政府给钱建和翻修的。现在的僧人是国家发工资和生活补贴的。谁能告诉我？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权侵犯的美国和欧洲和那些“民主人屎”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都没有。特别是美国一方面提倡人权，一方面支持达赖重返西藏独立，这才是对人权最大的侮辱和迫害。
旧西藏统治阶级既是政府官员，同时又是土地的占有者。组成这个阶级的是贵族和僧侣，他们掌握着无限的政治权力。西藏的社会等级十分森严，最上层是僧侣，也就是喇嘛，其次是贵族? 最下层的是农奴、奴隶。政府官员由地位显赫的僧侣和贵族组成，他们是西藏的统治阶级。农奴和奴隶则是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毫无地位。
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传佛教寺院社会集团同世俗社会一样，其僧人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各有分工的，他们有不同的职业担任重要职务的僧官喇嘛是上层僧侣，约占喇嘛总数的4％。他们把持寺院的一切大权，享受更多的封建特权。占90％以上的广大普通喇嘛无权无势。有的是迫于生计，为解决衣食问题而进寺的；有的是为了逃避差役，求寺院庇护；有的是代人出家和支扎差（即当喇嘛的差），被迫而来。据本世纪50年代初期对哲蚌寺的两个康村287名喇嘛的调查，其中因年岁小被父母送来当喇嘛的有124人；因生活逼迫，逃避差役、债务来当喇嘛的有126 人；被寺院勒令拉差来当喇嘛的31人；自愿来当喇嘛的只有6人，占调查人数的2％。普通喇嘛一进寺院就要承担一系列封建义务和各种差役，寺院规定这些封建义务和差役可以出钱代役或贿赂免役，贫苦喇嘛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终日为庙寺上层喇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哲蚌寺规定，凡要免除根差（年轻时期叫宣差，期满后转入根差，意为老资格的差），要对本康村全体喇嘛布施茶饭一次，每人发银三钱，捐赠康村基金藏银六百两，合计三项开支约三四千两藏银。这是贫困喇嘛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因而他们也永远逃脱不了各种差役。
西藏历代被封为贵族的大约有400家左右（包括僧官贵族）。这些贵族有的因家族首领或全体男性成员残废，延续中断；或因事故被没收财产；或因政治斗争被革去封爵降为平民。到1959年，贵族剩下不到200家。这些贵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吐蕃时代的部落酋长，以后作为王室的部属，一直继承下来，成为贵族。有些古老贵族的家世可以推算到松赞干布时代，如朵喀家族。一种是历代服务西藏政府有功，被封为贵族的。还有一种是达赖、班禅家族，又称尧西。从七世达赖到十四世达赖，共形成了七个家族，如朗顿家族、拉鲁家族等。这200家贵族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政府的僧俗官员，大半都是由贵族担任。他们还拥有很强的经济力量，世袭贵族每家都有一个到几十个庄园，拥有几百克（一克约合一亩）到几万克土地，如大贵族多仁就拥有土地4万克。贵族的地位都是世袭的。小贵族要想成为大贵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虽然这些小贵族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200多家大贵族手中。大贵族犯了罪可以被降为小贵族，甚至可能被免职抄家。农奴、农民家庭要想成为贵族，只能是降生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家庭。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原来是青海省一户农民家庭的孩子，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后，他的家庭照例获得了大贵族的地位。
旧西藏通用的法律分为两种：一种是教法，即规范出家人的戒律，如“沙弥戒”、“比丘戒”等，专门适用于僧侣；一种是王法或政法，适用于俗人。法律条文是吐蕃时代留下来的，100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十三法”、“十六法”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按尸量黄金计，下等下级人被杀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按照法典规定，农奴“勿与贤哲贵胄相争”，甚至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连农奴喊冤也有罪。而在领主管辖的范围内，领主们既是法律的制订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封赐文书、口号命令，谁也不能违抗。法律的每一条文都有详细注释、判例和罚则在西藏极其原始而惨酷。轻微的罪名，多半施行鞭笞较重的刑罚有挖眼、割舌、剁去双手或双足，甚至割鼻、割耳、抽脚筋等一些刑罚令人难以想象，如把人投入蝎子洞。犯人缝在一个牛皮袋里，仅留头在外面，然后丢到河里，随流漂泊，慢慢把人淹死。藏学家李有义教授，这位国民党政府时期曾在西藏任职，后一 直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在他1951年所著《今日的西藏》一书中他在西藏期间亲眼看见的一个奇特的刑罚：“一个做假金子的，被藏政府抓到了，就用一块石头和一把盐，让犯人抓在手中，然后把他的拳头用牛皮缝起来，用枷锁住晒在太阳底下，不久这人手就被石头和盐把血水吸了出来，这人痛的一阵阵晕过去，大声呼救 ，两三天后这人的手和半截臂膀都枯了，成了残废。”像这一类的刑罚种类很多，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描述。
2008年3月5日星期三
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 俄军将中国人斩尽杀绝
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 俄军将中国人斩尽杀绝
1900年7月，沙俄悍然出动10多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从五路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
海兰泡是黑龙江畔的一个村庄，原名孟家屯，后改称海兰泡。185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后，将这里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1900年，这里大约有3.8万人，半数以上是中国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在这里耕种、作工、经商。当时大小商号有500家。
1900年7月上旬，沙俄当局下令通知海兰泡的中国居民，中俄两国要打仗，要把他们送过江去，各家不许闭门上锁，7月15日下午，俄军突然封锁黑龙江，扣留全部船只，不准中国居民过江。
7月16日，沙俄军队不问男女老幼强行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赶到了警察署。中国居民的住宅和商店随即被洗劫一空。附近的中国村民也横遭搜捕，凡进行抵抗的都被刺杀，由于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警察署容纳不下，晚上居民们又被带到精奇哩江畔一个木材厂的院子里。
第二天，第一批中国居民大约有3000多人，被沙俄哥萨克兵押往海兰泡北六英里的黑龙江边，途中掉队的都被俄兵活活砍死。当时江面最窄的地方仍有700英尺宽，水流湍急。连一只船也没有。哥萨克兵强迫中国人泅渡，先下水的立即沉溺，不敢下水的遭到俄军的射击和砍杀，半小时后岸上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当时对岸中国人中的目击者说：俄兵“各执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鼻酸，重伤者毙岸，轻伤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有随波力拥者过者80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询知惨杀溺毙华侨有5000余名。”从7月16日至21日，俄军在海兰泡共进行了4次大屠杀，夺去六、七千中国人的生命。一份俄国的官方笔录说：“目击者的全部证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22日，格里布斯基宣布：海兰泡市的中国人全部被肃清了。31日，格里布斯基宣布征用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留之粮食、家畜，拍卖财产，以供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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