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

光明日报：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

作者： 袁祥 邢宇皓 发布时间： 2008-04-15 09:07:07 来源： 光明日报

http://info.tibet.cn/news/xzxw/szfl/t20080415_303155.htm



　　对话专家：

　　张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旦增伦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孟广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对话记者：

　　光明日报记者　袁祥　邢宇皓



　　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是僧侣和贵族联合的专政

　　“达赖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农奴制度的总代表。这种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奴隶制，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农奴主的特权。”“达赖所追求的‘中间道路’，就是要恢复他昔日的天堂，这是要把获得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重新打入黑暗的牢笼。这样的‘中间道路’，有谁能够接受呢？”——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

　　记者：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这番话揭露了达赖所追求的“中间道路”的本质是恢复农奴制度。在历史上，西藏的农奴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张云：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旦增伦珠：被称作“西藏通”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这样写道：“你从欧洲和美洲来到西藏，就会被带回到几百年前，看到一个仍处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贵族和绅士对其佃户权力很大。这些佃户是在较肥沃的平原和河谷耕耘的农民。或是身穿羊皮袄游牧在高山峻岭的牧人。”

　　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张云：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孟广林：据我所知，大约在10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基本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主要奴役形式，是封建剥削制度最本质的体现。

　　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种农业劳动者。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封建领主占有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采用“超经济强制”的力量来奴役农奴，即用经济外的政治、法律、习俗等对他们的人身控制，以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农奴在三个方面屈从于主人。第一，他人身不自由，是属于主人的财产；第二，他耕种的土地是主人的，依附于主人；第三，他法律上和主人没有平等的地位，接受领主法庭的审判。

　　记者：农奴政治上毫无权利，经济上受到压榨，只能年复一年地劳动。看来，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封建农奴制是很相似的。

　　孟广林：是的，作为农奴制的本质，两者是一样的。这就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的剥夺；对劳动者人性尊严高贵的蔑视；对劳动者主体权利与创造精神的压制。

　　这种制度是传统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性、人格、人权、人道都受到摧残，人的高贵价值沦为领主权和神权的祭品。

　　张云：在旧西藏，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

　　因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这种农奴制下的广大农奴，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农奴主的特权。”

　　孟广林：从前面的讲述来看，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确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有从这种体制的锁链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解放，才能迸发出巨大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才能推动历史的真正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在封建农奴制下神权对人的精神控制

　　“为了理解20世纪的西藏历史，就有必要明了西藏在很多基本方面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神权政体，而并非由于任何非同寻常的与世隔绝。”——美国著名藏学家、人类学家梅尔温·戈斯坦

　　记者：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无论是旧西藏还是中世纪西欧，神权对公众精神的控制与禁锢，在剥夺了农奴的人身自由之外，又剥夺了普通百姓思想的自由。这是不是其黑暗的又一面？

　　孟广林：的确，对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禁锢，正是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一个突出表现。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权制度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为封建农奴制提供了保障。

　　问题不在宗教信仰，而在于教会对宗教与思想的垄断与控制。比如，在中世纪欧洲，普通百姓是没有阅读、解释圣经权利的，这个权利掌握在教士手里。只要违背了教会的观念、思想和准则就会被视为“异端”，将其开除教籍，这意味着他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张云：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残酷——宗教势力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今生统治；另一方面，同时通过宗教特权，以对百姓的来世进行赏罚为名，实施精神恐吓。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来生转世说，而统治阶级正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服务。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写道，“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事实上，我们知道，旧西藏的绝大多数普通僧侣同样没有摆脱农奴身份，所谓“僧侣势力”是被极少数上层僧侣和僧侣化的贵族所把持。“你下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有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相反，如果你不听他们的，会世世代代不得转世。“僧侣势力”就是采用这种精神恐吓，来维护他们政教合一的统治。

　　记者：要想摆脱神权对人的精神控制，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12世纪以前的欧洲，教会垄断了教育。但此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世俗学校开始出现，西方大学兴起，尽管当时的教会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大学，但这为欧洲走出中世纪神学桎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有类似的教育机构出现吗？

　　张云：没有。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阶级完全垄断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要想获得教育，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寺院“读经”。即便如此，农奴的子弟成为僧侣也只是从领主的农奴变成了寺院的农奴，只有那些贵族子弟才有可能将读经作为晋身的阶梯。在政教合一的体制里，僧侣在嘎厦政府里占了很大比例，行使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享受着实际的经济利益，普通百姓哪有丝毫的希望呢？

　　在这样的黑暗体制下，老百姓没有表达思想的权利，甚至没有思考的权利。一切都要听活佛怎么说，否则，就是有罪。也正是这样一个黑暗体制，让旧西藏日趋封闭保守。这充分证明了这个制度对西藏人民思想的禁锢，对西藏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传承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在15世纪已经告别中世纪的阴霾，而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黑暗的统治，在西藏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

　　企图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在西藏试图适应20世纪的迅猛变化之际，由于将现代化等同于世俗化及西藏独特恢宏的大众僧侣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美国著名藏学家、人类学家梅尔温·戈斯坦

　　记者：当封建农奴制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障碍的时候，为什么在欧洲与中国西藏，却产生了不同的走向？

　　孟广林：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和神权奴役，导致了西欧的农民反抗，并且是以宗教“异端”的方式发动的。比如，以“罗拉德”派约翰·保尔为代表的下层教士就提出，“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之际，谁是贵族？”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在保尔的鼓动下，爆发了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农民在瓦特·泰勒率领下攻入伦敦，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同一时期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也都因同样的理想而爆发。

　　张云：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结构，为农奴制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尽管人们的行为没有自由、精神没有自由，社会的生产抑制、停滞不前，人口在减少，但野蛮统治却一直在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旦增伦珠：人类进入20世纪50年代，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显然早已和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不对其改革、废除，广大僧俗群众将永远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进步之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带来了曙光。但由于当时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还心存疑虑；不少僧俗群众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心理负担，对民主改革需要一个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反动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民族误解，一时还难以消除，中央对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同时，对西藏地区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仅1952年到1958年，中央给予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就高达3．57亿元。

　　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忍让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却企图永远保持农奴制，维护既得利益，于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集团流亡海外，妄图“西藏独立”、恢复农奴制度，这是违背历史进步潮流、与广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怎么可能实现呢？

　　张云：如今，达赖总是将“民主”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看看，达赖集团所组建的所谓“流亡政府”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体制。达赖宣称，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力。按照他的逻辑，他现在运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统治权力，为的是实现“大藏区”“高度自治”而放弃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谁又能相信呢？归根结蒂，达赖编织所有谎言所掩饰的，还是要“西藏独立”，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

　　记者：旧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们梦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欧洲，不可能再回到500多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同样，今日中国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达赖集团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任何人梦想将西藏拉回黑暗统治的时代或为这样的企图而鼓噪，其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责编：南卡）

鐵路對藏民族的挑戰

鐵路對藏民族的挑戰◎達瓦才仁

http://www.open.com.hk/2006_8p33.htm

● 青藏鐵路除便利北京對西藏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控制外，也很有可能為西藏未來發展提供契機，一切有賴於北京政府以高瞻遠矚的智慧，為西藏人和西藏環保著想，否則，鐵路帶來的只是掠奪與災難。

西藏人稱自己的土地為雪域，因為喜馬拉雅山脈、崑崙山脈、唐古喇山脈、祁連山脈、橫斷山脈等無數的冰峰雪山環繞縱橫著雪域大地。也正是由於這些冰峰雪山的阻礙，使信仰佛教而不尚武的西藏民族能夠一直維持自己的自由與生活方式。雖然西藏歷史上也有不少外族入侵者，但都不外是匆匆過客，誰也未能真正留駐西藏。近兩個世紀中，西藏更是以徹底的鎖國政策禁止任何外國人涉足雪域大地，其結果使西藏在繼續保持傳統惰性的同時，也將現代工業文明拒之於門外，因而使西藏喪失了追趕世界的機會。

高山冰原已無力禦外族於雪域之外一七七四年第一個進入拉薩的英國人波格爾在離開西藏時曾為西藏做了如下頗為感傷的祈禱：「告別了，你們這些高尚、純樸的人民，祝願你能永享其他諸國人民不能享受的快樂。當敵人無止境地追逐貪婪與野心之時，願你們憑藉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滿足之中，除了自然條件外不知需求。」（王力雄著《天葬》三百九十二頁）。然而，這種遺世獨立是不可能永久持續的。

西藏人首次面對的現代文明之殺傷力，是一九○四年英軍侵入拉薩。但西藏人似乎很快就忘記了這種威脅。因為，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面對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時，絕大部分西藏人手裡揣著的武器仍然與一九○四年面對英軍時一樣，是古老的火藥槍和長刀弓箭。歷史上，西藏人雖然也常常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但由於高山雪原的庇護而最終總是能夠化險為夷。只是這一次，西藏的高山冰原再也無力繼續幫助西藏民族將外族拒之門外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進行軍事行動的同時，也開始集中全力向西藏修築公路，並規劃修建鐵路，從一九五六年正式進行前期規劃，到一九七四年五月開始施工，只是由於技術和經濟實力等原因，鐵路修到格爾木後就停止了，但設計勘探和工程試驗卻一直沒有停止過。直到一九七三年，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還說：「青藏鐵路修不通，我睡不著覺」。

鐵路雖然沒有修通，但公路卻在一九五六年就修到了拉薩，其間，有三千多名官兵在修築公路中死亡（見《紀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車三十週年文獻集．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也有資料稱死亡四千九百六十三人〈見《天葬》二百八十四頁），可見相對於藏軍和落後的武備，讓人民解放軍付出更大代價的仍然是西藏的高原雪山，但隨著公路的通車，西藏原有的地理優勢便成為過去，西藏民族從此不僅再也無法躲在自然屏障後面生息，而且還得開始為過去幾百年來的守舊鎖國政策付出代價，流亡和苦難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西藏燦爛的文明也瀕臨滅絕。
回顧歷史，很多人抨擊當時的西藏政府猥瑣短視，指責那些從來沒有離開過西藏的貴族集團怎麼就沒有看到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一個新的世紀已經來臨，傳統的鎖國迴避政策已經無法再繼續保護西藏等等。沒有人會認為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因為歷史事實就擺在眼前。

然而，當鐵路修到拉薩的消息傳來時，雖然西藏民族的領袖達賴喇嘛在三月十日的講話中對此表示了肯定的立場，但仍然有很多人以各種方式表示了抗議與反對。然而，不論反對與否，火車已經於七月一日開抵聖城拉薩。而且，即使假設七月一日火車未到拉薩，以後鐵路終將還是會延伸到西藏，不論誰修建或修建的目的是甚麼，火車的到來應該是無可避免的。面對這一切，所有的埋怨或不滿就都顯得蒼白無力。

其實，公路和飛機早已經進入了西藏，而且西藏民族也已經適應了這些。在國際社會，流亡藏人不僅適應了國際社會，而且還讓古老的西藏文化進入到了國際主流文化的領域。面對鐵路以及鐵路所可能帶來的衝擊，西藏人除了迎戰別無他途，西藏民族必須要學會適應這個世界不斷的變化發展，並在變化發展中以開放的心態去延續民族的命脈，去尋求民族生存發展的前路。

藏人憂慮鐵路不會為西藏帶來好處究竟火車的到來對西藏意味著甚麼呢？大陸媒體為西藏人展示了一幅美妙無比的畫卷，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的利益，雖然還是難免天花亂墜的老習慣，但也不能說全無道理。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些持論比較激烈的西藏人就認為中國政府修建鐵路是為了繼續維持對西藏的殖民帝國主義（西藏郵報，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也有人認為是「第二次入侵西藏」（自由時報對西藏流亡政府議員凱度頓珠的專訪。）

且不論這些說法是否成立，但更多西藏人則普遍擔心鐵路的建設並不會給西藏人帶來利益，凱度頓珠在接受專訪時就指出：鐵路只會為中國人帶來利益，並不會真正為西藏帶來幫助 ...... 凱度頓珠擔心，鐵路開通後，西藏將步上內蒙古、新疆後塵，大量中國移民循鐵路湧入，破壞藏人文化、掠奪西藏的經濟，甚至「稀釋」西藏的人種，把藏人變成漢人口中的「少數民族」。
顯然，凱度頓珠說出的是藏人心中普遍的憂慮。

一般按照常理來講，鐵路、公路和電力設備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應該會造福於當地人民，應該是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基礎。但在西藏，許多按常理應該的事情卻常常是不可能的，比如說水電廠，西藏境內長江和黃河流域的大型水電廠雖然一個挨著一個，但西藏境內大部分農牧區卻依然是不通電或以發電機限時供電。再比如說學校，按常理來講，學校就是傳播知識，開啟民智，弘揚文化的場所，但當局在西藏建立的學校，卻變成了文化侵略的場所，變成了傳播中文，消滅藏語文的異民族文化之運動場，變成了扼殺西藏文明的殺手。

川西藏區森林的前車之鑑同樣的事情也存在於經濟活動中，按照常理來講，擁有自然資源的地方和人民會首先從中獲利，但事實卻常常悖離常理。以甘孜州和阿壩州為範圍的川西森工，到一九九七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為止，一直未停止過砍伐森林，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他們已經砍伐了一億多立方米的木材，不僅銷往上海、浙江等地，而且成渝兩地以及成渝鐵路、寶成鐵路、成昆鐵路、還有三線建設的木材都是從這裡砍伐的，其價值按照二○○○年的市價在一千一百億元以上，僅僅是其利稅就可以修一條青藏鐵路。且不論砍伐如此鉅量的森林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等問題，如果地方能夠從中分得一些利益，當地人民得到一些就業機會，這些地方就不至於至今仍是四川省最貧困的地區。

事實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川西森工屬於中央企業，所有利潤全部歸中央所有，其後到八十一年為止，川西森工是四川省屬企業，中央和省以八二開分利，地方依然沒有份，到後來，企業老化，資源接近枯竭時，開始轉給地方自治州，但依然是省與地方六四開分利，但這個時候森林資源只剩下不到一百萬平方米，地方卻需要養活五萬餘名職工和四萬餘名退休職工，而更離譜的是，這近十萬名森工企業的職工基本上都是外來的漢族而不是當地藏人。結果竟然是資源生長在西藏，就業的是外地的漢族工人，開發資源中獲利的是中央，然後是省，地方政府獲利極微薄，惟獨當地藏人未能從中獲利（有關川西森工企業的資料引自李仲康的文章《川西森工的興衰評說》，載《西藏研究》二○○二年第一期），如果還計算由於砍伐森林對當地生態環境等方面造成的難於估量的損失，就更是令人氣結了。

再以這次的青藏鐵路建設為例，新華網拉薩十二月一日報導說：「西藏自治區發展計劃委員會預測，青藏鐵路施工期間將為西藏提供直接和間接的就業崗位十萬個左右，鐵路運營後將有二千零六十個直接就業崗位」。事實是青藏鐵路建設已基本完成，但西藏人並沒有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十萬個就業機會，建設青藏鐵路的光榮榜上列出的都是外來的打工人員。我們現在拭目以待地看鐵路運營後的二千零六十個直接就業崗位中又有幾個是西藏人。

西藏生態受不了貪婪野心的擴張正是由於很多按常理應該會得到的利益西藏人卻不能得到，因此就無怪乎西藏人會對鐵路建設投來疑慮的目光。西藏流亡政府發行的《西藏建設指南》在表明西藏流亡政府歡迎所有建設西藏的投資的同時，也明確指出，他們反對任何危害藏人利益或西藏生態環境的建設項目。這一切顯然都並不是無的放矢。

西藏鐵路，除了便利北京對西藏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控制，而且也很有可能會為西藏未來發展提供契機。但是要讓這種可能變成現實，無疑還需要北京政府高瞻遠囑的智慧，尤其是生態環境方面，根據媒體的報導，雖然在鐵路建設的過程中為此做了不少的努力，但鐵路建設本身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是有限的，真正影響西藏生態環境的是因此造成的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張，當擴張的不再是逐水草而生存的牧民，而是以追逐巨大利益為目的的人群時，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態環境能否承受得起這些人的貪婪與野心就可想而知了，過去四十餘年裏對早已修通鐵路之青海湖周圍生態的破壞過程就是最好的例證。不僅如此，西藏高原還是眾多亞洲河流的源頭，而且也對全球的大氣質量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西藏高原的生態環境不僅關係到西藏民族的生存與延續，而且也直接關係到亞洲各大河流流域、乃至於全球的生態環境。因此，我們只能期待北京政府在鐵路建設等方面，不僅算政治帳、軍事帳，而且也應算算民族利益帳、環保帳、平等帳與公平帳，再不要讓青藏鐵路成為第二個「川西森工」式的開發。

如果北京政府依然用那種極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開發建設」西藏，以殺雞取卵的短視對待西藏高原的生態環境，則鐵路建設帶給西藏民族的無疑是掠奪與災難。相反，如果北京政府真正關心西藏民族，確實考慮西藏人民的利益，讓利於西藏人民，控制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則正如大陸報章所說的那樣，鐵路無疑將會給西藏人來帶來利益和發展的契機。達賴喇嘛對西藏鐵路的肯定顯然也是基於這一良好的願望而言的。

不用你民主 只要你正常

不用你民主 只要你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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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時候老百姓對政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他們不一定想要結束一黨專政，不一定想要三權分立，他們只不過希望拿一封信到郵局，那封信可以順利寄到目的地；他們預期在十字路口過馬路，綠燈不會莫名其妙地突然變成紅燈。這種要求不算過分吧？那麼，如果要求一個政府部門接到人民查詢電話的時候，不要否認自己是政府；要求維持治安的公職人員在目睹暴力事件的時候，不要袖手旁觀；這又是不是很過分很離譜呢？

曾經令人寄以厚望，被譽為是繼1979年安徽小崗村經改實驗後，新時代民主改革試點的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事件，最終竟然成了一出鬧劇。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從村級直選開始的，依據法律，農村村民有權選舉村委會，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實施自治。如果遇上大型工程等重大事項，更要開村民大會來議決。十多年來，儘管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故發生，貪污賄選時有所聞，但總算是顛簸不平地一路走來，且試且行。直到今年7月，太石村的村民集體決定要罷免他們選出來的村委會主任陳進生。

按照法律，村民絕對有權罷免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村官，只要他們收集到足夠的簽名提出「罷免動議」，上級的區政府就應該啟動罷免程式，而且要協助(並非批准)村民的工作。太石村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村民發現村委主任有瀆職之嫌後，不是上訪也不是「聚眾生事」，而是在一些律師的協助底下，集體學習法律，以最合法最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果他們成功，那就證明了中國村級自治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因為自己選出來的村官，自己果然有辦法叫他下臺，而且還是採用了溫和理性充分自主的手段。

但是這整件事的發展卻是一波三折。先是上級區政府百般阻撓，後有連串恐嚇暴力事件發生。終於，番禺區民政局還是確認了罷免動議有效，並且安排重新選舉。但是到了9月12日，政府又出動近千警力驅趕守在太石村財會室的人群(因為他們不願交出將來可以用作起訴前村委主任證據的財務帳簿)。事後多人受傷，而一直幫忙村民的北京維權律師郭飛雄則下落不明。雖然村民後來重新選出村委會代表，但7名民選代表隨即又以各種理由相繼辭職。到了這個關頭，曾經為「孫志剛案」和「黃靜案」大力奔走，並且發出公開信要求溫家寶總理關注太石村事件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遂聯同兩位律師在9月26日進村調查。當天他們一行一直被一隊身穿迷彩服的治安巡邏緊緊跟隨，村民們則聞風而逃不敢多言，後來甚至有大漢沖出來用棍棒毆打他們，一路追趕。在艾教授3人逃回廣州的過程裏，不只治安巡邏隊束手旁觀，報警無人理睬，就連公路上的巡警也沒有出手制止暴徒破壞他們的車輛。

我曾經在大陸的電話查號臺找到魚窩頭鎮鎮政府的電話，致電查詢。接電話的人不透露身分，只是反問我是誰，有何用意，最後他竟然回復：「你打錯了，我們這裏不是政府部門。」再試數回，數番如是。

我之所以把這個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件重新描述一次，無非是為了說明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太石村事件讓我們看到的還不只是大陸民主改革的艱難，而是一個基層政府居然可以墮落到這種地步。太石村村民在罷官的過程裏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是誰在恐嚇村民？剛上任的村代表又為何馬上辭職？如果村民佔據財會室是非法行為，是否一定要出動防暴員警？如果政府自信執法行動有理有據，又為什麼要害怕媒體採訪？是什麼樣的治安巡邏隊跟員警，可以眼睜睜的看著老百姓被人用武器攻擊用車追趕，卻不動聲色視若無睹？是什麼樣的人民政府，在接到電話的時候可以否認自己是政府？

要說民主或許太遠，甚至也還用不著摸上法治的邊，我們正在談的，只不過是一個政府該有政府的樣子。依照常識，百姓會預期不管自己是什麼人，做了什麼事，哪怕我是官方盯住的「不法分子」，只要受到暴力對待，報警會有回應，員警到了會出手阻止凶徒。依照常識，如果我們打電話給政府部門，那個部門就算不是用很禮貌的語氣回應，就算不想答復和評論令其尷尬的問題，他們也絕對不可能告訴你：「你打錯了，這裏不是政府。」政府要有公信力，要有認受性跟合法性，最最起碼得做的難道不就是做政府該做的事嗎？

探寻r与l的秘密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12/3/90039.html


探寻r与l的秘密

　　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r和l，有的语言只有l，有的语言只有r。这两个音素并没有对立或互补关系，但是在某些语言里具有奇妙的现象，值得深入探索。


　　辅音r读作卷舌音的有 普通话、英语、藏语、缅甸语 等，梵语很早就有花样繁多的r，包括卷舌音，印地语仍然保留繁多的读法，梵语的其它后裔语言都有r。南亚人往往把英语里的r读作闪音，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作为韵尾的r有的读作儿化音，如 普通话、藏语拉萨话、美国英语、印地语、泰米尔语，有的仍然和在音节开头一样。

　　俄语、西班牙语里的r读作舌尖颤音，叫做大舌音。法语里的r读作小舌颤音，初学者练习这个音的一种方法是像含着水漱口一样从喉咙发出声音。德语里的r既可发大舌音，也可发小舌音。上述例子不是绝对的，英国英语也有worker里的r读如儿化音的，因为美国人的主体来自英国，美国英语的源头是在英国。同样，法语里的r也有不同的读法。


　　越南语的华字词日母字与日语一样，有两类读音。如「人」的声母一个是ny，一个是[z]——华语南方有些方言就是这么读。越南文的字母r在单词里读作[z]，但是字母名称里有英语那样的读音。


　　日语、韩语里的辅音r是闪音，舌尖被气流一冲就离开，比大舌音轻微得多。韩语音节末的r读作[l]，老师一再强调不能发成普通话的「儿」，实际听上去与「儿」发音很接近，与英语的音节末尾的l根本不是一回事。蒙古语的r在音节开头和末尾都发一样的舌尖颤音。


　　阿尔泰语同时包含r与l，但是日语、韩语只有r，没有l。r不能出现在固有词的词首，韩语中的汉字词以r开头的音，发音时变化是：在a、o、u前读作n，在i、y前脱落。阿伊努语同样只有闪音r，没有l，但是r可以出现在固有词词首。


　　夏威夷语固有的音素没有r，只有l，如la太阳，lani天空。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那伐鹤语没有r，只有l，如lóó鱼。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拉科他（达科他、那科他）语没有r，只有l。比如「拉科他」的名称Lakhota，就是以l开头的。


　　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其中莫哈克部的莫哈克语没有l，只有r，南美洲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有r，本来没有l，l是借入的。凯楚亚语里的l也很少，应该也是借入的。


　　中古华语的「日母」并非现代汉语的r，具体情形还不得而知。可能是ny，有可能还发zy，应该是两种并存的读音，古人所谓的「先齿后舌」到底是否意味着确切的发音方法？我想那只是猜测。中古的「日母」、「娘母」、「泥母」上古大概只有n一个音。「若」的形声字「诺」、「喏」、「匿」今音保留了古代的声母。另一方面，「来母」的发音也非同寻常，古人云「先舌后齿」，不可思议！其上古音应该是复辅音kr、pr、tr之类。比如，「洛」与「格」都是「各」的谐声，可以判断，「各」的声母应当是kr。从谐声字、华藏同源词、古华越语都能找到这样的积极证据。华语上古音演变为中古音，r与l的转化是怎样发生的？还难以推测。卷舌音r的出现是晚近的事。


　　语言是在变化的，现在的情形不能代表中古，更不用说上古了。探索r与l的发生、转化与传播，可能会揭开古代历史的秘密。

老外扬言中国人过圣诞是弱智民族的弱智节日

http://www.zibocc.com/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24909

时间: 2008-1-9 10:21

标题: 老外扬言中国人过圣诞是弱智民族的弱智节日

震惊!昨天看了一封转贴有一个老外攻击中国人过春节是低贱民族的无聊节日,在遭到广大网友的围攻之后,这个叫做David Hawfmann的家伙又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章:

今天是圣诞节,就像中国人的春节一样,圣诞节是我们美国人的传统节日.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我给远在纽约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她,在北京过圣诞几乎跟我们在美国一样,因为所有的宾馆酒店酒吧餐厅都做了圣诞节的装饰,高大的圣诞树上挂满了星星点点的小灯和各种小礼物,商场的橱窗上用彩色喷雪喷出了圣诞快乐的字样,一些中国女人都戴上了小红帽,满口”merry christmas”,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播放圣诞音乐,我把这些都告诉妈妈,妈妈开始不相信,听我讲完以后就哈哈大笑,她说圣诞节是我们基督教徒的节日,中国人大多数都不信基督教,为什么要过我们的圣诞节呢?这也太滑稽了吧?我说”it’s true!”我在北京的这几年都是这样过的,而且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人们还要互发手机短信祝福呢.妈妈说如果我们美国人在中国春节的时候互发短信祝福春节,那他一定是个十足的傻瓜.在我看来中国人过圣诞节就是弱智民族的弱智节日.

昨天晚上在三里屯酒吧街一个打扮的十分性感的中国女人冲我”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还不停的打飞吻,这让我感觉很恶心,我怀疑她是一只”鸡”,我只爱我女朋友一个怎么会去找她呢?我觉得这几年中国人在性方面真的很开放,男女刚认识就可以发生性关系,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人为了钱可以和又老又丑的男人上床,这是我们美国人所不能接受的.

我怀疑现在许多的中国人好象脑子都有问题,神经不正常,简直是弱智,前几天我因为看了一部中国人拍的贺岁片<一年到头> ,我只是表达了一些关于中国人春节回家过年的真实看法,没想到遭到了许多无理的漫骂和人身攻击. 通过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才真正感觉到，中国确实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我知道伊斯兰教徒就不庆贺圣诞，日本及东南亚许多佛教徒也不过圣诞节,因为只有缺乏信仰的劣等民族的人，才会去庆祝无关教派的节日。中国人真是一群没有教养的人,因为只有没有教养的人才会不尊重自己的节日.

通过一部贺岁片<一年到头> 让我认清了中国人的丑陋弱智和没有教养,通过一个圣诞节更让我加深了这种印象.

老外有感：不能理解有些中国人的爱国心

老外有感：不能理解有些中国人的爱国心

http://education.163.com/06/0522/14/2HNVBKAH00291ON7.html

2006-05-22 14:02:06　来源: 青年参考　 　Shawn(爱尔兰)／文

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有时太过狭隘。

记得有次我在英国观赏来访的中国羽毛球队与英国队打比赛，中国领队询问我身旁的华侨朋友：“中英两国比赛，你支持哪一方？”那位华人先生答：“谁打得精彩，我就支持谁。”领队女士脸色不悦地给其扣了一顶政治帽子：“你怎么没有爱国心？”

有天我在大学里上华侨史课，老师讲东南亚国家那些热带民族都很懒惰，所以勤奋的华人在这些国家里都发家致富了，有些国家甚至一半的财富都控制在华人手中，而且渊源悠久的中华文化在亚洲也是最文明的，所以华人在东南亚的地位优越是高出当地人的头等公民。

我听着刺耳，觉得同纳粹的“雅利安人种是优等民族”一个论调。于是我忍无可忍地发言说：“我不同意这种种族歧视言论。首先不存在一种文明高于另一种文明，这就如同美国白人绝不能说自己的文明高于土著印第安文明，因为世界上所有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再者，你也不能诽谤任何一个民族是懒惰的民族，这是不公平的。最后，中国人在东南亚是头等公民这就更荒唐了，中国人一直严厉地谴责白人种族优越论，可私下里中国人却得意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这不是文明人的态度。”

我的话音刚落，课堂里顿时掀起一片声讨热浪。中国人纷纷痛斥我诬蔑、侮辱华人，他们说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在异国他乡显赫起来，这当然说明中国人比当地人勤奋、智商高。如今华人在一些国家里不仅控制着其经济命脉，而且还在积极从政。新加坡就是华人治理最有声有色的地方。于是我又问他们：“照你们的说法，若有一天西欧、北美的华侨在其侨居国财大气粗起来后，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里的唐人街文明将会凌驾于当地的西方文明之上？华侨也将成为优越于当地人的头等公民了呢？”有人回应道：“毫无疑问，中国强大起来后，海外华侨的腰杆才能硬气，其社会地位就会显著提高。”

我惊呆了，如果有一个国家的人动不动就巴望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不顾及全世界民族、种族平等的观念，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我相信，若在西方一个教师于课堂上公然宣扬自己的种族优越论，同时贬低其他民族，他的这番“失言”定会为其职业生涯蒙上阴影，甚至会被解聘。但中国有些人经常冲口而出什么农村人素质差、西藏人脏、新疆人粗野、非洲人丑陋、东南亚人懒惰等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种族歧视态度，这才是最可悲的。

(编译 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