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

马克思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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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之墓

                                           南帆

 

 

      伦敦或者爱丁堡似乎都不必用夸张的摩天大楼吓唬人。伦敦已经有了白金汉宫,有了国会大厦和大本钟,有了一批著名的公园、广场和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这就够了。重要的是传统和历史感。那些美国式的时髦算什么?爱丁堡阳光锐利,街头矗立许多黑黝黝的塑像。哥特式教堂和古老的城堡背后是纯蓝的天空和一团一团追逐的白云。小商店橱窗里挂着花格子的苏格兰裙子,窄窄的人行道上两只小狮子般大小的牧羊犬啪达啪达地跑过。十字路口当然有许多车辆穿梭往来。然而,马达的低吼似乎搅动不了这个城市的安宁。从伦敦到爱丁堡,大巴士在高速公路上跑了六七个小时。令人惊奇的是,沿途竟然没有看到一块哪怕是小小的裸地。所有的山坡原野都由嫩绿的青草覆盖着,草地上星星点点地散落一些肉滚滚的绵羊。据说英国的不少草地播下了三种草籽。一种草枯萎的季节,另一种草又蓬蓬勃勃地绿成一片。一块草地和另一块草地之间,一溜一溜的矮树丛充当了分隔的天然栅栏;远处不时有一片茂密的人工森林,看上去犹如地皮上一撮浓密而又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头发。如果草地和树木之间闪出一个尖顶的教堂,那一定是一个疏朗的村落。英国的小镇子远比城市有风味,而乡村的田园风光简直叫人心旷神怡。

     我就是在这样的风光之中懵懵懂懂地忘掉了历史常识。很长的时间里,我的确没有把草地、森林、教堂和城堡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联系起来。说来可笑,我是在伦敦的一个蜡像馆里开始恢复历史的记忆。蜡像馆展出了世界上许多著名人物的蜡像,从阿里拳王、戴安娜王妃、电影之中饰演007的主角到林肯、撒切尔夫人、斯大林。作为一个余兴的节目,我坐上一列小火车进入了一条曲曲折折的人工隧道。隧道之中的一个个小展厅也是用蜡像制作的模型再现英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故事。我在一个展厅看到了由几个巨大的齿轮装配起来的机器和一个正在机器旁边不停地忙碌的工人,心里突然格登了一下:蒸汽机、钢铁和大烟囱组装的英国哪儿去了?

     “烟从烟囱慢慢落下,就像沾满黑灰、大如雪花的黑雨纷纷飘落,人会想象成吊丧,哀恸太阳的死亡……”这是狄更斯小说之中十九世纪的伦敦。昏黄的灯光下,上班的工人汹涌如潮;如同印象派画家莫奈所发现的那样,伦敦的雾甚至被无数工厂排放的浓烟染成紫色。如今,这些历史景象仿佛魔术般地消逝了。一幅巨大的历史幕布遮没了过去的一切。在一个久居伦敦的人指点下,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密:伦敦许多大楼的侧面和背面蒙上了一层斑驳的黑色烟垢。大楼的正面已经清洗干净,这些黑色烟垢不过是工业化时代遗留的一抹残迹而已。也许,“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所派生的一系列范畴、术语可以视为另一种理论清洗剂。没有多少人还愿意谈论工业社会。现在,所有的人都在专心地对付计算机网络上捉摸不定的信息和电视广告,工业社会的发迹历史仿佛变成了一个时过景迁的谜团。

 

 

      然而,如果翻开马克思的著作,人们就会重新读到隐藏在那一幅历史幕布背后的一切。原始积累,生产资料,生产力,货币,资本,商品二重性,剩余价值――马克思手中的一批政治经济学概念犀利地解剖了齿轮和蒸汽机周围的历史。所有的秘密逐步袒露出来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无愧于时代的理论巨著。

这一部震撼世界的理论巨著完成于多雾的伦敦。隐约还记得一篇文章说过,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有一个固定座位。长年累月,为了查阅《资本论》的资料,他的双脚甚至磨穿了座位底下的地毯。然而,现今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已经翻修一新。阅览室是圆形的,拱顶由玻璃构成,每一个坐位上都有一部查询图书资料的计算机。我在阅览室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马克思当年的坐位。阅览室的管理员也是一脸的茫然。对她说来,这个名字已经很遥远了。

      马克思在伦敦过的是极端贫困的日子。这是天才常常赢得的现实待遇。这位《共产主义宣言》的作者的确是一个将一切都献出去的人。因为付不起房租,他一次又一次地迁居。许多时候,他和他的家人根本吃不到肉,甚至面包和土豆也成问题。营养不良,缺衣少药,从1850年到1855年,他的三个儿子和女儿相继去世――他女儿的小棺材甚至是一个住在附近的法国流亡者接济的。这是接二连三的心灵摧残。马克思的儿子穆希患结核病死后,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流露了无法抑制的凄楚:“亲爱的孩子曾使我们家充满生气,是全家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冷清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失去这个孩子以后的凄凉景象。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穷困的马克思博士企图解放整整一个工人阶级;然而,这个哀伤的父亲却无法挽留一个又一个可爱孩子的生命。顾名思义,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肯定研究了钱的问题;然而,手稿完成后却无法寄给出版社――因为付不起邮资。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收到了恩格斯的两英镑汇款之后才寄走的――对于现今的英国人说来,两英镑算什么钱呢?的确,马克思的生活就是靠恩格斯一点一滴的资助才维持了下来。他们在德国的《莱茵报》编辑部相识,后半生共同生活在英国。为了保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费,恩格斯不得不回到了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在他极端厌恶的商业生涯之中挣扎了二十年。这不是组织的命令,而是私人情谊。恩格斯情愿浪费自己的天才,并且套上了一副可憎的枷锁。最后一次离开营业所的时候,恩格斯才感到了真正的自由呼吸。他不由自主地挥舞着手杖唱起了歌。这两位大师都深谙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秘密。马克思彻底拒绝了这个社会,甘于一贫如洗的日子,这有一种义无反顾的痛快;恩格斯不得不忍辱负重,左右打点,委曲求全地向他所委身的公司支取两份面包。有时想一想,似乎竟是恩格斯过得更难一些。

      我们途经曼彻斯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道上的商店早早就关了门,只剩下橱窗亮着。一个人坐在有轨电车站的阴影里,坦然地拉长了声音向路人讨取零钱。逛了一圈回到了旅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城市与恩格斯的关系。大多数人仅仅听说曼彻斯特有一支著名的足球队。第二天离开曼彻斯特之前,我们驱车到了曼联足球队俱乐部。我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买了顶缝上了曼联队徽的帽子,然后在这个俱乐部创始人的雕像下面拍了张照片。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仅仅为了能够到俱乐部里站一站。人们心目中,飞奔在足球场草坪上的运动员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没有人想知道,一百多年前这个城市里一个特殊的生意人有过哪些故事。

 

 

       英国可以见到许多名流的塑像。威灵顿,丘吉尔,司各特,牛顿,如此等等。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某一个富豪捐赠的,图书馆门前就会有一尊这个富豪的铜像。伦敦的某一个地铁站口甚至塑起了一尊福尔摩斯。

     海德公园里矗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如此之高,以至于拍照时不得不用广角镜头。这座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个叫做阿尔勃特的男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是女王的丈夫。据说他去世之后,伤心的女王大约有七年的时间不理朝政。这座纪念碑应当是爱情和皇家财富的共同象征。

其实,英国人远为热衷的是另一桩爱情纠葛――戴安娜王妃的故事。纪念戴安娜的活动至今不衰。戴安娜逝世的周年忌日,无数人自愿地献上了鲜花和花圈。一份报纸的主编说,1911年蒙娜丽莎画像被盗,赶到罗浮宫观看那一面空墙的人甚至比以往看画的人还多。戴安娜也是如此。她死了,人们却更爱戴她了。海德公园几条主干道的路面上,不远的距离就钉上了一面铜牌子――因为戴安娜曾经从这几条路上走过。人们爱戴戴安娜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平民精神。她时常以王妃的身份从事多种慈善活动,她不太在乎皇家装腔作势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刻意将那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作为摆脱平民世界的仪式。

      可是,这种爱戴之中是不是仍然隐藏了某些势利之心?戴安娜的传奇寄托了众多凡人的白日梦,而且,戴安娜故事的后半段仍然是这种传奇的延续。她可以大步跨出肯辛顿宫的大门,然而,接走她的仍然是埃及巨富多迪的奔驰轿车。伦敦有一家著名的哈罗兹百年老店,商品精美,价格昂贵。现在,这家商店的主人即是多迪的父亲阿法耶兹。哈罗兹老店的走廊摆了许多埃及风格的雕塑,一个小厅里公然设有戴安娜与多迪的灵堂,两个人的遗像下面点着长明灯。这种纪念包含了财富宠出来的骄横。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证明哈罗兹老店的规格:这家商店的厕所是收费的,每回一个英镑,折合十二元人民币。一个女性黑人雇员把在厕所门口,毫不通融地驱走那些因为内急而愁眉苦脸的人。我看到一个东北人一面骂着“缺德”,一面匆忙地赶到几条马路之外的麦当劳去――那里有免费厕所。如果说,这家商店仅仅接受能够为撒一泡尿付出十二元人民币的顾客,那么,它的主人肯定不太把什么平民精神当回事。

     热衷于戴安娜平民精神的英国人大概不太想得到马克思了。没听说英国的什么地方有马克思的塑像。马克思说了一些权贵们不爱听的话,有钱人当然不想为他权碑立传。令人感叹的是平民的沉默。穷困的马克思为无产者呐喊了一辈子,风雨无阻;然而,那么多人却慷慨地将鲜花和花圈掷给了象征性地参加几次慈善活动的戴安娜。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当然,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电视或者报纸上名流表演的消息所收买。还是有人懂得马克思和《资本论》。英国的BBC主持了一项调查――谁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位名人?广泛投票的结果,马克思竟然名列榜上的首位。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意外,也令许多人惊喜。这个消息令人恢复了一些信心:历史的天平仍然存在。

    前往拜谒马克思墓的时候才知道,马克思所安葬的海格特公墓已经私有化。一个毕生倡导公有制的思想家还是无法让他的葬身之地脱离旧世界。收购海格特公墓的是一个老妇人,她规定进入公墓必须收费。尤为苛刻的是,每带入一台照相机必须加收一个英镑。这时,我们再也不肯如此老实听命于私有制――所有的人都将照相机藏在大衣里面进入公墓的大门。

     马克思的墓原先夹杂在一大堆坟墓之间,平躺于地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和各国共产党合力重建了马克思墓。新的马克思墓位于公墓东北角的路边,墓碑是花岗石砌就的一个高8英尺的方柱,方柱顶上安放着一个马克思的铜铸头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看着墓碑上镌刻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心中无限感慨。

     返回的时候,有人问起马克思的后代。据说伦敦还有一个,不知是第几代孙子或外孙,开出租车。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他至今还是标准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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