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模式仍是市场主导
恩宁路改造没规划就招商
对现代化建设的误区,再加上开发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控制不力,使旧城破坏雪上加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政府大肆引入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片面学香港,政府迁就开发商利益随意改变规划
,不断给开发商划拨出用地“红线”,城市改造被等于拆迁,城市风貌因此丧失。 1980年代,保存有太保庙等大量宗教建筑的金花街被列为广州市第一批旧城改造的试点,大拆大迁大建,连片改造,街道全部拆除重建,以至现在再也找 不到过去的记忆,城区形象完全变了样,原来街巷的那种空间尺度和邻里的亲近感、随意感以及极具岭南风格的街区文化已不复存在了。
袁奇峰总结关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的困境时认为,广州现行的旧城更新改造模式仍然是市场占主导,政府对改造开发的控制不力造成了建设呈现某种程度上的失控,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建筑环境受到破坏。
20年后的今天,情况仍不能让人乐观———
荔湾区政府率先跑到香港招商参与恩宁路改造,而规划根本就没有获得市规划局的批准。
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表示:“恩宁路这个事情做得有点太急。规划还没有确认,没有获得法定的认可,怎么就跑去招商了呢?这个事情首先要在规划上确定,确定规划条件再招商。”
李立勋解释,某个街区的改造,要根据城市整体方案做细化,恩宁路应该是没做细化。
而李还特别提醒:“我看最好不要有像北京路那样的念头了。那样就涉及到历史保护和市场的矛盾。”
官员追求政绩追求利益
市长市场说了算致规划落空
为什么广州早有关于旧城保护的规划,却没有得到落实与执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很多时候,还是市长、市场说了算。”
“历史文化保护最关键之处在于,往往保护规划做好了,但是要执行规划坚持规划,却由于各种干扰,不能完全按照规划管理实施,或者找找关系就把规划给改了。”
施红平的结论来自他的亲身经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广州就编制了点线面的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体系,多年来也不断编制老城区保护性规划,如近代传统民居保护区规划、骑楼街保护规划、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规划等。而这些规划的执行往往打了折扣。
东山梅花村,民国期间兴建有南洋花园别墅,形成一个完整的传统民居区。规划部门早已经把梅花村列入保护范围。但在1990年代中期,住在梅 花村机关大院的人员希望拆了小洋楼建高楼,不断使出各种办法逼使规划局修改规划,同意改建,最终批出“红线”。到如今,梅花村就只拆剩一座陈济棠公馆。
“历史文化保护特别有赖于政府、领导的支持,而且必须‘定性’,定下来做事的决心。往往有些领导为了追求政绩,为了追求某些单位的利益,甚至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会不惜一切去破坏历史文化,认为那些东西不值钱,阻碍了他,以致做出蠢事傻事错事。”施红平评论道。
历史文化名城80%以上名不副实
市长应为第一责任人
而其实更可怕的事情来自于政治正确背后的知行分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保护生态环境一样,在上个世纪就属于政治正确,官员们再也不敢公开否定。
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下,完美的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往往成为废纸一张。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官员不断阐发保护文化的理念,而文化破坏依旧。
2006年9月,“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在南京举行,53位中外名城市长、市长代表郑重签署了一份《南京宣言》。
中外市长呼吁,把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代代相传,致力于丰富城市个性,寻求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动态平衡。
2004年4月,在历史文化名城市长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50位参加学习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分管副市长联名发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倡议书:“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起主导作用,市长应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但现实却是:由于忽视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脉割裂,城市面貌雷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一个较大城市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有专家更具体指出:“历史文化名城80%以上名不副实。”
对于这样的困局,施红平也很是无奈:“往往新一届政府上来,城市建设上都会有大动作,这无可非议。但是当设想涉及到城市历史文化的时候,是不是尊重历史,尊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就跟领导者的文化素养有非常大的关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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